对于朱由崧等人宣扬的崇祯帝收回王公贵族封地、逐代递减爵位继承制度的暴行，特刊上也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说明。
根据报纸上的讲解，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功臣，两三代人之类，受到国家的特殊照顾、享受一些特权，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却不能因此让这些家族永久继承爵位，千秋万代的传承下去。
因为，爵位不递减的话，以后功臣会越来越多，拥有爵位的贵族会越来越多，享受特权的贵族也越来越多。
到了最后，最极端的情况就会出现，那就是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贵族。这些贵族不事生产，当官有优先录取的特权，经商更是有永久免税的特权。如此，平民百姓如何出头？国家税收从哪里来？
发展到最后，朝廷为了维持国家运转，只能加重无免税特权的老百姓的税赋，最后将老百姓活活饿死。
因此，只有收回这些贵族的封地，逐代递减他们的爵位等级，才能将王公贵族的数量控制在一个规模之类，不会加重普通老百姓的税赋负担。
报纸上用了一个最形象的比喻，如果现在的老百姓是一万个人供养一个贵族，在总人口不变的情况下，以后贵族人口越来越多，变成9000个老百姓供养1000个贵族的话，供养比例变成9个人供养一个人，那老百姓的压力有多大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比喻一出来，所有人才恍然大悟，崇祯皇帝为何要如此对待那些勋臣后裔。原来大家说崇祯皇帝抠门，不想支付贵族们的月俸了。现在才知道，大家都误会皇上了，皇上是在为最广大的老百姓考虑啊。
拥有爵位的贵族毕竟是少数，连黄道周、史可法这等中央大臣都没有爵位，何况中下层官员和普通老百姓。因此，收回这些贵族的封地和逐代递减他们的爵位，对绝大多数人毫无影响。
当解释清楚了收回封地和逐代递减爵位继承制度的原因后，天下百姓都从心理上倾向了崇祯皇帝和朝廷。对那些叛乱的王公贵族，大家也不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了。
所谓崇祯帝的暴政，只是对那些被剥夺了利益的王公贵族而言。对普通老百姓，皇上可好得不能再好了。
崇祯皇帝到了南京的这两年多时间，朝廷严惩贪官污吏，免除了许多苛捐杂税，让江南各省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好过了很多。起码已经很少听说哪儿有人饿死、冻死了。这样的好皇帝和朝廷，大家都要鼎力支持啊。
如此，虽然叛军还没有被剿灭完，但是那些叛乱的王公贵族却已经不能再蛊惑附近的老百姓陪他们一起造反了。由此，将叛乱的范围限制在一城一县之内，就有利于朝廷军队的平叛工作。
叛军被陆陆续续剿灭，崇祯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最后一股叛军，广西省桂王朱由榔，也被广州军区总司令张同敞派兵剿灭，朱由榔受伤被俘。
由此，历史一个多月的江南各省王公贵族叛乱潮流，落下了帷幕。数十个叛乱的王公贵族，只有一两家见机得早，舍车保帅，逃走了几个主要人物，跑到北方去投奔李自成了。
但是，为了迅速逃离大明，他们没带兵、没带钱的，能不能得到李自成的待见，就要打一个大大的疑问号了。
在这次各大军区的平叛行动中，与大顺兵部尚书李岩预计的不同，大明各大军区军队不仅没有因为平叛工作耽误训练，反而以战代训，迅速提高了明军官兵们对武器的认识和熟练程度。
而且，通过实战，也让官兵们掌握了在拥有步枪大炮等先进火器的情况下的战略战术，跟以前的冷兵器战争是有很多不同的。
李岩支持朱由崧等王公贵族叛乱，给大明江南各省内部制造内乱的计划，不仅没有造成大范围的内乱，反而让杨毅清楚了那些不稳定的王公贵族，还用实战训练了军队，这是李岩没有料到的。
崇祯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所有叛乱的王公贵族本人及三族以内亲人全部被押到南京，准备接受大理寺对他们起兵叛乱的审判。
就在这时，福王朱由崧、桂王朱由榔、诚意伯刘孔昭等人，却拿出了历代帝王赐予的丹书铁券，宣告这是他们的免死金牌，崇祯皇帝不能处死他们。
如果崇祯帝处死他们，就是对大明列位先皇的藐视，是数典忘祖，是不认祖先。
这个情况，确实让杨毅始料不及。他虽然不想认朱元璋为祖先，但附身在崇祯帝身上，却不可能真的不认。
杨毅不过后世一小宅男，无缘见过真正的丹书铁券，只在一些影视过丹书铁券的大名，知道它们有免死的功能。
但是，这些王公贵族在大顺朝廷的蛊惑下，起兵叛乱，攻占各地县城、劫掠百姓，给江南各省官府造成了很多人员财产的损失，杨毅不想放过它们。
于是，杨毅将这些丹书铁券交给兼总理黄道周去研究，看能不能找出什么漏洞来。
然后，过了不到一天，黄道周就找出了丹书铁券上文字的漏洞指给杨毅看。
黄道周拿着一块形如卷瓦，高八寸五分、宽一尺四寸五分的铁块，指着上面用丹砂书写的文字对杨毅道：“皇上，看这里，写的是‘除谋逆不饶，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这是太祖赐给诚意伯刘基刘伯温的，以嘉奖其在大明开国期间立下的功劳。但是，这上面说明了，谋逆罪是不能免死的，只有其他死罪，刘基本人可以免死两次，他的儿子可以免死一次。传到刘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