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吃惊再三，还是接受了青小艺是个情报天才的事实。其实，所谓情报工作并不只是如同电视中所演的那样，潜伏数年，送出一个绝对关键的消息。然后，就可以拯救世界。
绝大部分的情报来源，并不来源于隐秘，而是来源于各种对公众发布的消息。而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日本人！
所以，早在甲午战争前，早在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之前，日本人便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力，训练并派遣了大批不但懂得中国的风土人情，世俗理念，而且汉语都是八级的间谍，用各种身份、各种职业作为掩护，来中国获取各种情报和数据。于此同时，日本情报机关还收买了大量的汉奸及在华西方人充当间谍。
等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活动的情报机关就有军部、政府、宪兵三大情报系统。
日本在中国的情报机关组织构成极为庞大。这些情报机构，分属军部、政府、宪兵，三个系统，其中包括——华北、华中、华南派遣军（其中一部分便是由松井石根率领的上海派遣军）参谋部情报科，宪兵队，警察署的特高科，以及伪满洲国保卫局。
除此之外，日本人在中国设立的特务机构，还以“机关”、“公馆”等各种名义出现。有附庸风雅的松、竹、梅、兰机关，儿玉机关，井上公馆（在上海），六条公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以及由日本谍报机关控制的外围机关，如汪伪特工总部、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新民会中央总部调查部之类。
正因为机关党羽众多，准备充足，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在中国的对外身份，可以有诸多变化。这些情报机构，经常用开药店、旅馆、吗啡馆和白面馆的形式，来安插特务人员，获得重要情报。并且，这些情报的获得都是通过公开的途径，成本极低！
而这些特务人员搜集到的所谓的情报，其实也就是街头流传的闲言碎语，张家长李家短的八卦而已。日本人从这些八卦中，筛选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并加以利用，效率并不低！
据资料统计，一九三七年天津日本租界内白面馆和吗啡馆就多达一百七十三家，而在上海，法租界、虹口、北四川路等处设立的白面馆和吗啡馆总数，远远超过天津！
除了上海和天津，日本人并没有放过中国其他的重要城市。不但北平太原和长江沿岸的各大城市有日本人的踪迹，就连西藏和新疆，也并未逃脱日本人搜集情报的魔爪。
日本人所开设的“白面”馆和吗啡馆更是遍布全国，即使当时属于偏僻之地的长辛店、丰台等，都有数量众多的日本间谍开设的“白面”馆，而日本间谍之选择开设毒品店，主要就是利用吸食毒品者自控能力差、需要大量的钱财等弱点，易于收买利用。
此外，日本情报机构在各地同时开设大量的药房、理发店、料理店等，并在这些店铺所在地的城市周边到处悬挂其广告牌。
而这种广告牌表面看似是广告，实际上却是军事地图标记，如当时城乡各地到处可见的“仁丹广告”，上面画着个东洋老头留着八字胡子，如八字胡子微微向上翘起，表示此路畅通无阻；八字胡子的左角向下垂，即表示左转弯不通，应向右转；八字胡子的右角向下垂，表示右转弯不通，应向左转；如果八字胡子都向下垂，就表示此路不通，不能前进。
而在抗战时，国民政府缴获的日军军用地图上，这类广告牌都被当作军用标记，提供给日本军队使用！
而除了这些公开的小道消息和民间传闻，公开情报则是其最主要的情报来源。而这些情报来源的基础，便是一切文献资料！
在日军入侵中国后，为了充实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日军曾展开大规模的劫掠活动。南京沦陷后，日军开始毫无忌惮的搜刮中国的文献。先是上海派遣军特务部部长指示其在南京的特工人员立即检查南京市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
同时，日本人又从东北大连调动“南满洲株式会社”的大连图书馆专业人员，赶赴南京。
另外，还有东亚同文书院与日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汉籍专家”，共集中了日本特工人员三百三十余人，士兵三百六十七人，对南京城的中国文献进行了劫掠。
这次劫掠的目标有七十余处，被劫走的图书达八十八万册，比当时南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三万册。
据当时参与劫掠工作的满铁大连图书馆职员回忆，日军占领南京后，上海派遣军特务部就调集特务部九名工作人员，以检查市内重要图书为名，乘坐三辆汽车在南京市区到处搜寻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其中有外交部、国民政府文官处、省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等几处。
然后日军又调集特工人员以及士兵和抓来的苦力，动用了三百多辆卡车，装载抢来的图书和文献。他们让士兵和苦力把书籍装到卡车上，运到目的地。抢来的图书都放在南京地质调查所的三层大楼里。每天搬入十几辆卡车的图书，在调查所的一、二、三层楼的每一个房间里，堆起了差不多二百座书山。
当然，所有搜集来的文献和情报，日本人也不会拿来就用。而是会仔细的划分门类级别。并且相互印证之后，才会给出一个确定的情报信息。而经过广泛搜集与精心挑选的情报，价值与可信度，自然极高。
青小艺摘抄的情报，便已经有了些专业的影子。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