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并不知道这句话是否有掩饰，但是，在川喜多长政执掌中华映画的时期，对待中国人却是并不严苛，得过且过。算是在日本人的侵华战争中，少见的温和鸽派。
而张善琨与川喜多长政的合作，其实早已开始。自日本人入侵上海滩，暴力的战争之后，便是温和的文化侵略。此时的川喜多长政开始与张善琨进行接触。并且将中华电影总公司，设在孤岛之内，而不是设在日军占领区。
因为，川喜多长政对于中国人的理解和日本军方完全不同。他并不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有和解的可能，日本人有奴化中国人的可能。但凡是中国人，无论是住在租界内还是住在日占区，其实都是希望日本人滚蛋的。除非是彻头彻尾的汉奸。但事实证明，这种汉奸其实很少。大多数的汉奸不过是哪边风硬往哪边跑的骑墙派。
他的这个理解极为正确。所以，博得了上海滩一众电影人不错的印象。而川喜多长政给张善琨的条件也极为优厚，在确保上海滩电影业正常存在和上海滩电影人不受安全威胁的前提下，川喜多长政保证，所有的电影费用都可以提前预付，胶片、道具等一应拍摄器材，都由他提供。
这样的条件，由不得张善琨拒绝。所以，自《木兰从军》后，张善琨拍摄的大部分电影，都是由这个川喜多长政在暗中支持的。像余生这样，完全由自己投资，自己请人拍摄，自己制作，自己编写剧本，甚至于自己布景，自己赢利，只挂一个新华公司名头的，除此一家，别无分号。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余生和川喜多长政并没有打过什么具体的交道。虽然，他从后世的资料中，知道张善琨和川喜多长政的这些交易。不过，在余生看来，留下川喜多长政或许是个好事。毕竟，如果换上一个满洲映画的掌事人甘粕正彦这样杀人不眨眼，由宪兵队出身的鹰派，上海滩这些不愿意投靠日本人的电影人，非要倒了大霉不可。所以，也就没有多管闲事。
而川喜多长政这种对于中国人温和的态度，和把胶片、电影全部交给中国人，甚至是抗日的中国人处理的方式。还是引起了日本军方的强烈不满，毕竟，他们想要的片子是那种宣扬日本人友好、宣扬日本侵华有理的片子。而不是各种各样，由抗日人士拍出来借古讽今的片子。
因此，一九四一年五月，余生刚到达香港。川喜多长政便接到上海派遣军的传唤。传唤非常强硬，要求川喜多长政改变中华映画的运营方针和产品倾向。同时，由日本人掌控的满洲映画和华北电影，开始对川喜多长政进行大量的批判和谩骂川喜多长政知道抗辩无用，便准备辞职。
而此时，中国人的反应完全出乎川喜多长政之外。一贯温和并且只以暗喻方式表达自己不满的中国电影人，这一次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的共同发声，向汪精卫政府提出，只要川喜多长政离开，那么他们就全都去重庆！
这些电影人自然也明白如果要是摊上一个甘粕正彦一样的上司有多糟糕。甘粕正彦在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时候杀人无数，绝不会介意杀两个不听话的手下。这些电影人虽然有报国之心，可是大多人还没准备好搭上自己的小命。
此时，全中国的电影，有百分之八十是上海的这些电影人拍出来的，这些人一走，日本人连个拍电影的都找不着了！上海滩的影迷非造反不可！民心也会跑到重庆老蒋那边。这是日本人绝不可能接受的！因此，日本人不得不同意张善琨等人提出的意见，留下川喜多长政！
而有此一出。川喜多长政在日本人的文化侵略战略中的地位，猛然间提高了起来。此时，恰逢李香兰对于满洲映画的甘粕正彦不满，离开满洲映画。川喜多长政便费尽心思，将李香兰请到了上海滩！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父母都是日本人，早年间迁居中国，对中国人的态度，也算是温和一派。因为认了其父在中国的同学李际春为养父，所以取中国名字李香兰。
一九三八年，李香兰十八岁，被日本掌控的满洲电影协会相中，在日本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嗓音柔美清甜，竟是一夜成名。虽然还比不上后来的声名显赫，但是已经算得上是明星一枚了。随后，李香兰开始在电影业发展，其成名作是满洲映画在一九三九年拍的《白兰之歌》和一九四零年拍的《支那之夜》。这两部电影遵循日本人文化侵华的原则，将日本人的侵华战争说的无比美好。
在李香兰成名初期，跟随其养父到东兴楼饭庄吃饭，结识已经是满洲开国元勋的川岛芳子。川岛芳子也早已听说过李香兰，由于二人的日本名字都念“yoshiko”，两个人都大感有缘。便以兄妹相称。
没错是兄妹。川岛芳子自从被义父川岛浪速祸害之后，从不以女人自居。连发型都是一律的短发。李香兰称川岛芳子为哥哥。虽然称呼奇怪，但是二人的感情深厚无比。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居然都有百合的传闻。
而夜无光因为在族谱上和川岛芳子有些血缘关系，并且，川岛芳子也曾到上海拜访过余生和青小艺。虽然这件事情隐秘，但是有心人还是知道的。所以，在川喜多长政和张善琨商量之后，便把夜无光安排成李香兰在上海滩的助理。
由于都是一个祖宗传下的血脉，所以，川岛芳子男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