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个真诚的、全情投入的写作者来说，只要你开始写，你就不可能阻挡自己的内心从隐蔽处流淌到纸面上或者屏幕上来。或迟或早，你总会将自己内心最隐秘的部分，也暴露无遗。
那时候，在我们的文字合作中，写小说，我并不是提笔就写，写多少就给逸晨先生看多少的。般来说，我都是先写个“故事毛胚”。在这里，称为“大纲”，只不过，是个稍微详细点的大纲。
从这个毛胚中可以看出故事的整体脉络、主要戏剧冲突和**华彩篇章的风貌。
如今，工业化的模式渗透于切人类生活，文字创作的领域也概莫例外。
写作者在整个产业链条当中，常常事实上扮演着装配线工人的那个角色。他通常不是整个产业链的价值中心。
在这个生产线上工作多年之后，我认识到，面向出版和大众阅读的写作，在深刻反映真正的心灵状态方面，有着不可弥补的缺陷。
作为大量行的代价，写作者常常需要接受很多条沉重的枷锁，比如大众品味、投资回报率、审核制度之类的。
这正是我对此感觉乏味，并且倾向淡出商业写作的原因。
我不愿意因为读者的快感及出版社的商业利益而牺牲写作的根本精神。
我直都很看重“面向终极，面向永恒，坚持独白”的价值所在。
所有的事情都遵从着同样的道理。写作亦然。只有当你心中完全不再考虑读者口味、审美、出版商、销量等问题的时候，你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也就是说，当你头脑里完全没有“可读性”的概念时，你所写的东西反而可能获得真正深邃的可读性。
那时候，我和逸晨先生之间的工作流程通常是这样的：
他定期根据出版需求，向我提出些选题方向，然后我从其中选择自己感兴趣并擅长的方向，写出这种“故事毛胚”，而再从我提供的“毛胚”里面选择他认为合适的，让我按照字数、体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形成精细的故事。
那段时间，逸晨先生应该是世界上阅读我最多最深刻的人，而我也因为经常接触他的选择而成为了个非常了解他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熟悉起来，并逐渐形成了长期的友谊。
个人很难在写作中彻底地掩藏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生活。与此同理，他也很难在对文字的筛选和修改中做到这点。
在这点上，可以说，正是这个工业化的流程，促使我和逸晨先生，在工作中，面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你去世之后的那段时间里，除了深知前因后果的高雄之外，新结识的人当中，逸晨先生是最了解我心态的人。
他深深地被我心中的那些阴暗和绝望所触动。
他看到了那些在我心里蠕动盘踞的毒蛇，他看到了地狱的火焰，他看到了嶙峋的怪石，冻结的冰原，干枯的沙漠。
他因为自己所看到的景象而感到抑郁。但他知道自己对产生这种阴暗的原因，所知不祥，他只能泛泛地安慰和温言劝阻，他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他想到了高雄。
他想要高雄，来参与帮忙。他确定，高雄必定有着更为有效的、单刀直入的解决办法。
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当时对高雄隐蔽着的内心状况，展现给高雄，让他清楚地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