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天官书》有云，‘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自太宗袁别揭竿而起立国之始，大虞已近百岁。历数许多朝代都在第一个百年左右出现由盛转衰的迹象，而在神宗手里，却显示前所未有的盛世吉兆。虽然他的尚武野心和独宠皇后颇受腐儒们的诟病，但打下的疆域实实在在是历代帝皇难以企及的不世之功。这一次大规模的出使活动，可想而知会带回西方诸国多少使者和商人，届时定然是一场‘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昌荣之景。眼看奚川王领衔主编的《盛虞大典》即将完工，包括了外夷各国的典籍和译本，等着拍马屁的文人们开始摩拳擦掌，要好好吹捧、歌颂一下神宗皇帝的彪炳功绩了。只是这股风气很快被扭转，报纸用很大篇幅刊登了一篇总述欧洲历史的长文，朝野之间的舆论热点被巧妙地引导到西方人的‘治国之策’为何如此‘失败’，以致于时常引起巨大的社会****。
欧洲各国内部的城邦同盟被称为‘邦盟’，以防御共同敌人才彼此签订有一定约束力的和约或协议形成的长期合作，所以会推举出各自代表组成议会，投票决议，但仅针对采取共同的军事、经济或政治行动，协调彼此关系等比较表面的决策，真正的治理力量，如军队、司法、行政等机构属于各成员邦国独立执掌。虽然大家同心协力时能做不少大事，但彼此的盟约关系太脆弱，毁约如翻脸一般容易。不但独立或半独立的城邦如林，甚至某些沿海城市自成一体，往内陆走个几千尺，完全是另一种政权模式。而欧洲人经常因为战乱或贸易需要跑去不同的城邦谋生或定居，城邦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旅馆，只有利益依存，没有忠诚。
这种话题简直太助长文官、士林的文化优越感了，喜欢‘一统天下’的文士普遍认为这种邦盟简直不堪一击，大虞只要向不列颠学习，可以轻易分化他们，让其散成碎片。但也有目光敏锐之人看到类似高卢、日耳曼这种常年打个不休的地区，可能会因为长期面对共同的敌人，而集结起很强的凝聚力。像不列颠这般独立的地理位置，或基于天方教的基础，会使许多国家天然形成统一的利益和防御需求，说不定欧洲各国的统一意识不久之后就会出现。
如此争论一番，几位主编遴选佳文，一应刊出，赵孟宣笔锋一转，小评一则，认为大虞即便可以冷眼旁观欧洲大乱斗，但本国的‘大一统’要提上日程，早日占据文化、技术等方面的话语权，也便于规范新纳入版图的地区，好进行学习和推广。
两所大学和令德、鹤鸣等知名学府的教授、山长积极响应，发起联名提议，统一中华纪年，以简化日常应用。简而言之就是确定一个中华历史的起点‘元年’，来统一重修古史和今史，日后称呼日期也用这个，常规的‘x宗xx年’只在官方庙祀或史书里备注，便于普及国史。其实这就是顾辞印象中的公元纪年概念，只是她习惯的公元20xx年这种表述方式是按西方基督教概念确定的元年，中华上国的耆老鸿儒们当然不可能承认，得搞出自己的大一统纪年才行！
于是这些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老人家们突然焕发青春，开始挖坟考据，埋头编典的翰林和女文书们也从故纸堆里抬起头参与辩论，更何况还有最爱凑热闹的热血小鲜肉学子们。‘皇历定元’一事引起学术界大讨论，投稿之多简直堪称历史之最，隔着纸张都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吐沫星子在飞溅。争论焦点集中在哪年才算得上是元年。以纪元之始的西周共和元年为起算年代，抑或中华民族的始祖三皇五帝为源头？是定为首位称帝的秦朝始一统天下那年，还是以首个世袭制朝代夏朝初年为始？又或以‘汉人’之由来的大汉建国为起点？
‘大一统’的概念出自《春秋》里的《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书》对‘一统’的注释为‘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经过沸沸扬扬的溯本追源，中华皇历元年定为周朝开国之年，神宗十五年将正式称呼为‘皇历2754年’。
接下来舆论又神奇地转移到给堂堂大虞定‘国旗’、‘国徽’等议题上来，好在悬挂、铭刻于使馆或虞船上，标识国别身份。打了鸡血的饱学之士继续积极响应，甚至还有一撮人‘集社论道’，专门著书立作，研究为何华汉一族能保持数千年的‘大一统’思想。他们从伏羲画卦、仓颉造字，到秦始皇的‘书同文’，考证出正是汉字这种独特而稳定的辨识度，比起欧洲、大食等简单易混淆的豆芽文好得多，所以今人看到千年前的甲骨文都很容易识别，才能传承不断。尽管南北口音差异如鸡同鸭讲，但写出来的东西人人都能看懂，仅这一点就可极大地提升彼此认同感。而且，华夏文化兼容并蓄却强势，许多教义为了能在汉地传播，都不可避免地遵循汉人习惯，做出改动，没有爱闹事的宗教问题。还有人比较了西方资料，讨论中华上国之所以会产生大一统的制度，是为了兴修和管理大规模水利工程，‘治水帝国’的君主需要调控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来完全人定胜天的大工程，才以此汇聚集体的力量，此君定是济朝皇帝的脑残粉。不过看看欧洲平坦草原上，顿河和窝瓦河离得这么近，都没修出一条运河，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顺应潮流，神宗明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