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大范围使用宝钞的必然是税部，这得益于大虞建国以来对税制和田赋的控制和变革。
在摊丁入亩之前，大虞的税分为三种，官田缴租，私田纳税，其他为敛财而设的商税、铺税、盐税、关钞等统称为赋。前两者为粮，入各地官仓或皇仓，后一种收时为铜，运时折成白银，入国库或内库时，则兑成黄金。粮有鼠雀耗，银有火耗，为保最后缴纳的钱粮足额，这些额外负担都摊派到老百姓身上，而这些多收的部分可想而知会有多少猫腻。
几千年来，官员权贵的田地都享有‘优免权’，所以到大虞开国前，归朝廷控制的纳粮田急剧减少。定朝开国时，继承了唐朝大部分的国土，官府登记在册的土地有八亿五千万亩之多，但在济朝末帝登基当年，‘已减强半’，仅有五亿一千万亩。这几百年里，不但新垦之地一亩都没，还整整蒸发掉三亿多亩良田。难道是被从不占地定居的游牧民族抢走了？还是边疆纷纷自立为国让国土流失？是个正常人都知道，这五分之二的国土完全是进了皇亲贵戚、文武勋贵和豪门富户手中。
他们可不用纳税，国库的负担全转嫁农民头上了，能不起义闹事么！
每次一闹事，本身就占了万顷良田的有识之士会蹦跶出来几个，喊口号要‘括隐清丈’，可谁干啊，他们自己家人都不愿意。即便括出来了，换一茬官，新田又有了新主，朝廷和国家还是只能欺负小老百姓。
大虞立国之后，感谢匈奴和羯夷的帮忙，占据最多良田的皇室一下子变贫农，西部和北边的大量无主土地都归了国家。太宗没把这些地全分给新贵亲信，纳为‘国田’，先以清点各地无主之田，分封功臣的名义，让各地护军掌兵之人‘协助’量地计丁，上报田地和人口情况，为了防止投身为奴，还特意限定了不同等级人家的奴仆数量。经过地方豪强和这些中央下基层的骨干们扯皮撕逼之后，大部分城县做到了‘丈无遗地’，彼此达成一致，分好蛋糕，报上数来。一下子入鱼鳞册的田地达到近十亿亩，人口九千五百万，若计上没入册的非齐民，实际人口数量应已过亿。这时，太宗才公布‘国田政策’，每城每县的所有土地，按田地亩数核定一个定额税粮，国田由官府租给农民种，国田收缴的税粮便是文武勋贵、宗亲皇室的禄米。
我皇帝的田都拿来养你们了，你们这些人还好意思和我嚷嚷‘免税权’？
此令颁布的次年，风调雨顺大丰收，田赋收入近四万石。太宗进一步减轻赋税，核定每年税粮总额为三千五百万石，永不起科。按平均亩产三石半左右来算，这个赋税并不重，一直维持到世宗上台都没动过。
雄才伟略的太宗只初步做到了‘量地’一事，清丈了大虞的总田亩数，另一方面的‘计丁’未能实施，没把力役改为雇役，也没彻底废除免税权。免税权的存在，让地方豪强有办法减免自己的税，挖国田墙角，说明纳粮的不一定是田地主人，或说他们只交一小部分，或由在册的散户农民来承担本地所有田地的定额赋税和徭役。即便没有前朝的横征暴敛和大肆修堤挖河这种苦役，当个平民也不轻松，因此，民间还是延续了‘宁为奴，不为民’的习俗。
经历了傻缺高宗的一小段混乱时期，世宗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一定让步，给一部分地区或权贵特别的蠲免，总体税粮减免到三千万石。一旦世宗大权在握，之前退了一小步，必要前进一大步，不可避免地要动定额税粮之外的这块蛋糕。
顾翱借谢家之势在琅琊开了个好头，改免费征伕为雇工劳役，把收缴的税从定额粮税变为折算后的银税，使得免缴税粮的‘免税权’成为一纸废令，征税的对象直接变为名下拥有土地的人。一套组合拳下来，这些年总共析出齐民两千多万，把没有地的多余人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才有了商业大发展的基础。
商业发展的另一个前提是钞关的裁汰。前朝建了那么多运河水利，可不是为了方便以后的皇帝南巡泡妞，完全是一泊一关，而且这个关税还可‘纳物中钞’，即拿物抵银。当地官府缺什么，就以何为‘中’，抵扣多少金额，不是按物的价值，是看官员心情。一匹马售价三百银，过关只抵五两税，或是百铜不到的一匹粗麻布能折钞一百两，开心死宝宝啦！
太宗大刀阔斧地把这块银子砍了，可通航之处，一城仅一码头可收关钞。当时有官员上折诉称，若仅有官泊收费，会形成无船停靠官泊，都去免费的野码头的局面。太宗直接甩了折子去他脸上，‘你敢保证以后治下野码头一文不收，老子奖你一城关税’！
事实证明，专跑国内水运的漕商果然一点儿不傻，停在官泊，只用交核定的税银，其他地方敢拦，拼武力值吧。尤其通海之处，漕商们都爱花钱请安东军跟着一起跑跑国内河道，比起一道上被讹诈的过路费来说，这点孝敬不算啥。所以近两百年不出海打仗的安东军普遍水性尚好，个个不晕船，也是托了漕商的福。为了避免关钞也被滥征，太宗核定了‘三十税一’，不许折抵，而且对于运量最大的布茶盐铁等核定一个比较公允的价钱，按此价计税银。次年，这部分税银比前朝末年高了三倍，达到二十八万余锭，一锭十两，近三百万两。加上其他定额铺税等杂项，共计三百八十万两。发展到现在，各处码头基本上也不用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