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城市，对这个时代的官僚来说，本就是个相当复杂相当困难的事业。长安洛阳因为具备自上而下由内而外数量庞大且门类齐全的部门，才得以井井有条乃至富丽堂皇。
但旧式官僚的极限，也就到此为止，长安城内的边角坊里在几年前，还有人在耕地种田春华秋实。
“那边怎么说？”
“公安县那些被水淹的乡里市镇，多是愿意投奔。就是有些乡老，怕是有些便利在其中，想要在鄂州谋个差事。”
从荆州回来的幕僚，陆续带回了消息。对荆州官场来说，去年的洪灾，不过是一次例行清场。既然鄂州沔州愿意收拢那些黔首苍头，有何乐而不为？
再说，给钱的。
“可是甚么世家旁系？郡望堂号甚么来头？”
“倒也不是什么大族，多是一些盘亘多年的坐地户，就是想要再从族人身上喝点血，好日子舒泛一些。”
“这地方的军府，早先还叫统军府时，就时常喝兵血。你看那南四军，起灶时轰轰烈烈，仿佛这天下水军，便止它最强。皇帝一舍不得钱袋子，就成了甚么？府兵给人做些拉纤摆渡的营生，要不就是假扮水盗，糊弄那些外乡人，当真是……”
摇了摇头，张德对此也没什么办法，这本就是时代的特征，喝兵血才是正常的现象。想要解决喝兵血，士兵组成的那支军队，就不是“求田问舍”的落后军队，也不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家的私兵打手。
只是想要做到这些，难如登天。
“那……观察，那些乡老，怎么办？总是要打发吧？”
“打发甚么？由得这群老不死的来拿自家人裹挟，然后朝着武汉敲诈勒索？”张德冷笑一声，“难不成我武汉就缺这点人？去，让录事司的人操办一下，不知死活的东西，胆子倒是不小。”
“观察，录事司的人未必愿意得罪人啊。”
“拿了我们恁多好处，甚么事情都不敢做，那回去长安做富家翁好了。”
“下走明白。”
武汉录事司的人现在日子过得爽，但智商还是在线的，他们只是懒政怠政，不代表他们不知道好歹。惹毛了隔壁的张德，录事司的福利彻底报销不说，滚回长安能不能再捞个差使，都是未知数。
开罪一帮荆州郊县的小门小户，这些长安出来的“清贵”，还真不怕。
贞观十六年，春汛还没开始，公安县就有一批花甲之年的乡老，被判了一个“蛊惑乡里”的罪名，全家流放西州伊州。
张德根本没有必要和这群地方寒门谈判，他们也没有资格和他谈判。在不知死活的公安县寒门想要“漫天喊价”等着“坐地还钱”之后，老张果决的出手，不但没有引起荆州官场的反弹，反而彻底解决了荆州诸贫瘠下县的“移民”难题。
诸县加起来的丁口，大多不是城内百姓，而是郊外年年遭受洪涝困扰的乡民。土地红白双契交割之后，本地城内的实力人物，自然把那些土地笑纳。至于换了一笔开元通宝的“原地主”，他们不会去管的。
原本这仅仅是对“受灾地区”的一项双向互惠互利行为，但是，一旦某件事情产生了规模不小的“利润”，那么鼻子比狗还灵敏的老旧官僚们，自然是操刀如庖丁，解牛一般地解了那些安安稳稳的小门小户。
有些如住在松滋的农户，他们的田产，有的并没有遭受洪灾。但是因为去年荆州上报中央的洪灾地区，是包括进去的，于是，这些“被受灾”的农户，便倒了血霉，被威逼利诱交出了土地，然后又被强行以“灾民”的身份，迁去了武汉。
官僚自然是获得了名声，城内“诗书传家”的士人，则是一边给官场老哥吹捧政绩，一边又大肆将那些“无主之地”笑纳。
永业田？露田？
朝廷的那点规矩，在南方，算个屁啊。
这就是和中原的极大不同，中原田亩广大，多是连成一片。南方的平原，星星点点散布长江两岸，于是相对的要金贵一些，也就更为人垂涎。
砰！
武汉录事司内，清流们既然听说了荆州治下的诸县干出这种生儿子没马眼的事情，当然是义愤填膺。拍桌子的拍桌子，拍大腿的拍大腿，但就是没有拍脑袋的……
“宗长，我算是开了眼界，居然还能这样干？”
张松白听说荆州那边的破事，呆了好久，去年洪灾，他以为这就是下限了。但是他错了，原来宗长说“底线就是用来突破的”，果然是饱含深意啊。
“这有什么？小把戏而已。”
老张笑了笑，把《武汉晚报》扔给他，“你看报纸上怎么说洛阳物业的？那些个长安人，跑去洛阳，找人把好地界没实力的户主一顿恐吓威逼，低价入手，高价出手。一进一出，百几十贯他们都不抬眼皮的。”
“这也行？杜总统不管？”
“想管，敢么？”
老张挑挑眉毛，“迁都啊，你以为是迁坟？”
杜如晦多年经营，直隶近畿的富庶，是不输给关中的。而且只以普遍的生活标准来看，直隶近畿显然是要高于关中的。尤其是普通的市民阶层，洛阳的肉食消费，最少是长安市民阶层的一倍。
发生这种变化，当然是众多原因组成，但归根究底，还是洛阳近几年的市民和以往的老旧贵族是不同的。他们数量更广，经济自由度也更高，自然就有更高的消费余地。
同样的，也因此对抵御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