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上看，很显然伊朗选择了错误的搭车战略。当弱势国家面临邻国或其他国家的威胁时，很容易选择搭车战略而不是制衡战略来抵御这种威胁。“一般来说，国家越弱，搭车而非制衡就越是可能”。[6]109而对于被搭车的国家来说，虽然面临着被拉向更大危险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搭车方更需要援助而能够较为顺利地在同盟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主动权便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英国来说，抵御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同样是其战略目标之一，不仅可以利用伊朗作为自己的战略缓冲地，还可以通过援助等逐步控制伊朗政局。然而，伊朗当局把国家对外目标的实现建立在英国、法国的战略支持的幻想上，这不能不说是个大大的错误。汉斯·摩根索曾经说过，“外交必须评估其他国家的目标，连同为追求这些目标而实现和潜在地可用的权势”。[6]114正如前文所述，英国或者法国在处理与俄国的关系以及处理与伊朗的关系时，首要出发点是维护自身在欧洲大陆的战略需求，对于伊朗支持与否或者说是否作为被搭车方出现，完全取决于自身需要。因此，当伊朗的外交目标与英国或者法国的外交目标一致时，就会取得相应的支持，否则，英法就会劝告伊朗放弃自己的战略目标或者退出这种搭车同盟。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伊朗，根本无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左右外交局势的进展。
其二、伊朗本国不具备能够支撑战略选择的实力。政治上，国内的封建统治遭到了来自伊朗各汗国的反对，很多地区的离心力非常强烈。两次俄伊战争期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针对伊朗王朝的叛乱。在南高加索，人民仇恨伊朗国王及其军队，甚至甘愿承认俄国政权以摆脱伊朗的压迫;巴库汗国、埃里温汗国、纳西切瓦汗国、卡拉巴格汗国同格鲁吉亚、阿捷尔拜疆等南高加索国一样，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没有有机的联系，来自伊朗王国的残酷压迫甚至迫使埃里温汗和卡拉巴格汗要“转入俄国国籍”;[1]1101827年，阿美尼亚人与阿捷尔拜疆人在反对伊朗的战争中尽力支援俄军，把他们看做是从伊朗诸汗与伊朗国王枷锁下解放初他们来的解放者。伊朗王国在道义上并没有获得许多治下汗国的全力支持，在政治和军事上却不时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伊朗人民和俄国虽然在国家利益上处于绝对敌对，但伊朗国内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不安，难以为伊朗抗俄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而经济上，19世纪初期时的伊朗仍然是一个封建经济体制的国家，英国却已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中拉开了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的序幕，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也向工业时代迈进，而北方虎视眈眈的俄国也由于实施了一些政治改革和引进工业的措施，其实力已远非伊朗所比。在英俄争霸中亚以及英法争夺伊朗的过程中，伊朗与英国法国先后签订了数个政治贸易条约或者通商条约，如1 年英伊条约及这之后的伊法通商条约等，都对缔约欧洲国家的商人商品在法理上确立了保护制度和优势，从侧面也反映出伊朗本身对这一不公平行为的无能为力，或者说，伊朗本身就不具备与欧洲国家进行商业竞争的实力。军事上，虽然伊朗在英国以及法国假惺惺的态度下也完成了一些军队近代化意义上的革新，但是从根本上说其封建军队的性质并没有得到改变，与俄国建立在近代工业基础上的军事实力相比，伊朗没有近代军事工业做支撑，从经济上也不具备持续长期与俄国作战的基础。
其三，我们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伊朗与俄国的敌对看似仅仅是政治经济利益的对立，其实还有再深层次的文化上的冲突和宗教的对立。俄国是典型的东正教国家，被俄国在1802年吞并的格鲁吉亚绝大部分居民同样也是信奉东正教，而伊朗是典型的伊斯兰教国家。虽然不能武断地说，是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俄国轻易吞并了格鲁吉亚，但宗教确实能够成为俄国领土扩张的重要工具。“这些地方(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基督教的精英分子通常更欢迎俄国的统治”。[7]377对此，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朗在文化属性上不占统治优势。同时，整个19世纪初期正是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势力受到异教徒挑战的重要时期，伊斯兰势力战略收缩的特征十分明显，伊朗能够得到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十分有限——何况伊朗国王因为试图与奥斯曼帝国争夺领土而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在19世纪初期，一个绝对的伊斯兰国家在借助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国家力量来抵御东正教国家的侵略时，很难说清这些国家的真实目的。由此伊朗战略的最终失败就成为一种必然。
近现代以来，许多西方国家在发展和崛起的过程中其实一直奉行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也将现实主义的外交策略发挥到极致，都将国家的战略利益时刻奉为圭臬。在这种前提下，弱小国家短期内的因搭车战略而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并不能够使其国际地位有所改观。而更危险的是，一旦被搭车方完成其既定战略目标，搭车方要么被抛弃，要么就会被牢牢掌控在既得利益者手中，沦为被搭车方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