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获得了身份和职业,并且可以比较从容的养活自己的家庭,并为在有生之年偿还完自己赎身的作价。
但一夜之间,风向似乎变了,他们被告知不再允许外出,进而被要求呆在家里,然后是外来交涉的代表多次秘密拜访,进而带着武装公开的出现在军屯庄中,强硬的要求交出,这被收留的雇奴家庭然,被再度拒绝后开始围困这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围困者变得越来越缺少耐心,各种挑衅和试探的行为,也越来越频繁,水和粮都没有问题,但是紧闭的城垒后面,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比如将这些新收纳的归化家庭交出,以暂时度过难关的说法,或是为什么要让他们这些正宗的唐人,为那些新归附没多久的极少数藩户流血的异议,也开始越来越频繁。
外面尽是不利的消息,而来自州城的后援和敕令,也迟迟不见终影,以至于产生一种州城已经自顾无暇,他们已经被遗忘在这些番胡之中的错觉。
只是作为当地的主官,一名乙等镇的镇将,他有自己的荣誉和坚持,作为大唐军人的骄傲和自尊心,让他直觉上不能轻易屈服示软与番胡之手,否则被瞅出软肋得寸进尺就更加难以收拾,得以坚持这种对峙。
终于随着人声的喧哗,安布拉家的棚屋被推开,显然决定他们命运的最终时刻已经到来了,他悲哀的挡在妻女面前,让他们都跪下来,希望渺茫的乞求这些人最后一点怜悯,只要把自己交出去就好了,或许可以把妻子儿女都留在这里。
作为女性,她们预料中遭受的折磨和惩罚,恐怕比男性更为可怕,虽然他的前主人在当地的地产主,并不算是以暴虐出名的,但作为当地古老的传统,对逃亡的附庸和奴隶的严惩,却是没有丝毫宽怠的可能性,这种一种受到整个社会阶层所保障和维护的共同利益,地牢和刑房是每一个庄园城堡,必备的设施。
与此同时,安集镇外,出现了更多的河中装束的士兵,随着一声号响,他们开始攻击那些围困的武装人员,不多时,十几名带队的头目和首领,大都逃离不及被当场抓获,并吊死在道路旁的果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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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军逼近的消息传来,和新一轮自东向西的逃亡浪潮,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另一大重镇,布哈拉城中的一群人,重新陷入愁云惨淡中,其中也包括了前胡马特家族的成员,
赛里斯人的到来,并没有能带给他们意想中足够的利益,相比唐人游刃有余而充满效率的治理方式,他们发现要想搜刮治下的臣民,付出的代价和努力变得更多了。
而相比在商业活动上获得某种补偿的城市贵族,受损最大的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土地贵族,他们名下坐拥大片的良田和村庄,拥有自己的工坊和水利灌溉设施,以成千上万附庸人口的劳作,为他们提供和维持着相对奢侈而充裕的生活。
就算是阿拉伯人统治最残酷的时期,他们也能维持像样的生活水准,并将这种负担一层层的转嫁下去以渡过难关,只要能交出足够的税额,就算是阿拉伯人也会尊重他们的传统。
赛里斯人的到来,又不一样了,虽然他们绝少干涉这些土地拥有者的领下事务,但是却通过移民建设和改造出,带有塞里斯特色的城区和村庄。
派出承担徭役的人口,见识了赛里斯人统治和生活方式之后,很多人不愿意再回到原本的领主麾下,而是留了下来,作为候补的归化人口。
此外,岭西行台,前后征募了数千名武士,带回来大量的战利品和奴隶,但是这些人往往因此脱离了本家管束,成为唐人扶持起来的一批新地产主。
特别是当地世代沿袭下来的奴隶和农奴,乃至贫民,开始自发性的大量逃亡到赛里斯人所建立的军事农庄,乞求成为附庸人口,而前往交涉不果之后,这种离心的驱使就更加的明显。
这些七七八八的理由,让那些利益受损的贵族们聚集在一起,以世系胡马特(藩王)的图格什哈达家族的成员为号召,以备战为由在领地内聚集武器和物资,训练奴仆和附庸。
因为这些图格什哈达家族的幸存者,在最初的欣喜和期待之后发现,新的宗主国和统治者并没有恢复他们王位或是宗主权的打算,而是将那位年幼的“胡马特”以收养为名单独分离出来,作为一个名义上的象征,以钦化王的头衔,高高的供养起来,作为外交和公众场合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碍于塞里斯驻军的存在,而暂时无所作为,但是呼罗珊地区失利的要穿,再加上被抽调走填补战线的驻军,顿时让他们的不满情绪和欲念,如同阴雨下的臻菌一般,迅速发酵膨胀起来。
布哈拉城既然能从阿拉伯总督的严密监管下易手一次,那就能在易手更多次,但是仅仅在期许和等待中欢喜了不到一个多月,现实就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塞里斯人一次性就派来了十万大军啊,这可是来自塞里斯本国的十万大军,就算是当年越过阿姆河,征服索格底亚的阿拉伯屈波底(古太白),也不过是靠三万大军,其中还有一半是那些附庸国的兵马,
十万名职业军人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