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七,这一日正是二十四节气里的春分,农谚云：“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域的越冬作物都开始进入春季生长阶段，对农家来说，正是忙碌的时节。但在这一年，至少在中山、饶阳、河间府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多少农业存在了。
大部分的田地都已被荒弃，跟着被大队行军的马蹄践踏成了平野,很多县城也被烧成灰砾,十几万百姓南逃,有的躲进山里，更多的人被金军掳去成为俘虏,一些俘虏被金军驱使随军充当劳役，有些被陆续运回金国国内——一部分安置在上京路的平原地带从事农耕等生产,以带来长久稳定的粮食产出；另一部分则被运往婆速路，在那里与南海来的宋商进行“生口”交易，将掳掠的人口换成金人迫切需要的醇酒和粮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生口”贸易的存在，减少了金军的杀戮。相比立国两百年已渐渐入文明的辽国，刚刚从游牧民族脱迹的金国还保持着狼性，这不仅仅是指女真人如同狼群般善战勇猛，同时也有着狼的嗜血残暴，整个村庄的屠杀在前两次侵宋的战争中并不鲜见，尤其是那些带回金国没用的老少病弱人口，死在女真人刀下的不计其数。
而“生口”贸易的存在无形中挽救了许多宋俘的性命——虽然在众多“生口”中，会读书识字的文人、有一技之长的工匠、体格健壮的男人和年轻健康的女人是最有价值的“生口”，会被首先挑选出来运往金国，但老少生口也能抵成年生口的一半价钱，这使很多老人和儿童在这场战争中得以幸存。
在金军的俘虏帐册中，已经有六万多人被运回金国境内，但因为宋军沿途的袭扰，还有宋俘虽小却持续不断的暴动逃跑，都大大延缓了金军转移俘虏的速度，甚至最后不得不暂缓俘虏的运送，集中在保州、莫州、清州三城分散看管，等待解运。
这就造成完颜宗磐最终决定撤退时，不得不面临后勤队伍过于庞大的窘况——几百车的掳掠财物，不计其数的牛羊骡驴牲口，以及二十多万的俘虏人口。
如果没有十万宋军的围追堵截，完颜宗磐会觉得这是无比丰盛的收获之旅，但眼下却成了大军迅速转移的包袱，而且是不得不背负的包袱——没有了这些战利品，东路军的南征就成了笑话，而等待完颜宗磐的将是皇帝都无法阻挡的声讨和处置。
最终，完颜宗磐决定留下那些老人、小孩和体格差的男人女人。这些无法干活的俘虏每天只能得到一点点食物，大部分人都没有御寒的衣物，每天都有人死去，被扔到城外随便挖个坑就埋了……最后能活着熬到金国的恐怕不到一半，倒不如扔在后面，给宋军造成些麻烦。
当然这种程度的麻烦不可能阻挠宋军的追击步伐，那些随军的低级文职官吏就是接手这类“麻烦”的专职人员，需要耗费的救济粮食、衣被、医职人员和伤寒药物等等，已不是大军需要考虑的事情。
宋军分成三路，将撤退的金军分切在保州、莫州、霸州三线。
从整个河北战场形势来讲，完颜宗磐在做出全军撤退的决定时已经失去了时机。
当时，左路完颜宗英鼓城战败后，率军东移，与完颜宗磐的中军会合，拿下深州束鹿，正要进军武强，这时接到右路完颜宗懿东光战败的传讯，不仅损失五千人马，还损失四员女真大将，是东路金军攻宋以来最严重的损失。这时，中军帐中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继续南进，狠狠教训宋人；一派主张收兵北撤，以免落入宋军缓过来后的集结包围。
完颜宗磐犹豫不决，大军遂停在束鹿做整顿，并传令完颜宗懿的右军北退，往河间府南境的乐寿进发，那里相距武强二百余里，若中军决定南下攻打武强，宗懿军则可阻截河间府的援军；若中军决定北撤，宗懿可顺路回退清州，押运看管在那里的几万“生口”和财物。
完颜宗磐在做出这个决定时，并不知道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已经开始撤退。虽然完颜宗翰开拔前主动向完颜宗磐的中军发出了撤军的通报，而且潜伏在西路军的间作也向东路军发出了这个重要情报，但这个时代没有电台，当大军在行进中时，相隔千里谁都无法及时知道中军帅帐在哪里，所以来自忻州的两份讯报都发到了东路军的后勤据点莫州极品保镖。
当西路军撤退的讯息从莫州辗转传到完颜宗磐的中军帐时，已经是二月初了，这时大军正在南下冀州——完颜宗磐最终决定不攻武强，而是南下冀州，奇袭衡水、武邑，再经乐寿回师北撤。
这个决定很大胆。完颜宗磐意图用金军的闪电袭掠战术，做出攻打冀州、威胁宋朝腹地之势，吸引真定府、河间府、中山府的宋军南援冀州，在几路宋军形成合围之前，金军突然北撤，此时河北三镇大军已去，金军便可安安稳稳地从保、莫、清三州运送战利品回到金国。
但这个决定也很冒险，如果宋军在冀州布防大军，金军就等同于腹背受敌，被河北三镇的宋军和冀州宋军挤成夹心肉馍。
而完颜宗磐和他的中军幕僚团敢于做下这个战略的信心在于：冀州若有大军，必然布防在州治信都和南边的南宫、枣强一带，而衡水、武邑则是布防薄弱之地，只要金军行动迅速，就可在合围形成之前撤出冀州。
这个时候接到西路军北撤的消息对完颜宗磐来说，无疑是蒙头一击，更让他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