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州诸葛制的墨玉节杆紫毫笔在碧云龙尾砚里缓缓濡着墨,名可秀的声音慢慢道：“蒙养是养学童的良知良能,孟子的性善论更合宜。”
“……哦！合宜,合宜。”
“怎么？你有意见？”名可秀似笑非笑睇过去。
“没有，没有。”卫希颜波浪鼓般摇头，心想：不论古今，这真理都有让步于政治的时候。
她手指翻动着书页,若有所思想了会，倏然明瞭道：“你说的蒙养良知是其一，其二是想借此增加孟子学说的影响力罢？”
在儒家圣殿里，孟子的地位是逐渐提升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孟子荀子合传，《汉书》也将《孟子》置于诸子略，由此可见，汉代儒者只是将孟子看作有影响的大儒，视《孟子》为子书，绝非用圣人圣典的眼光去仰视孟子其人其书。从唐代韩愈起方崇仰孟子，在《原道》文中以孟子为儒家“道统”的嫡传，抬高了孟子的地位。至宋代，以王安石为首的大儒发起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被列入科考，继而孟子配享孔庙，其后，《孟子为儒家经典。
宗孟之风劲吹，抬高孟子地位成为大宋儒林的主调，但仍有不少儒者发出对孟子或疑或非或贬的言论，形成“宗孟”与“非孟”的对立。此时，距《孟子》被朱熹列为四书之一，和《论语》《大学》《中庸》平起平坐还有五十年；距孟子成为“亚圣公”还有两百年时光。
《孟子》有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卫希颜对此拍案：对君臣纲常的诠释还有比《孟子》更酣畅淋漓的吗？
据说朱元璋这泥腿子皇帝读到《孟子》这里时悖然大怒，愤而将之废出科举，真可谓“翻身农奴把歌唱”，却浑不记得“昔年亦曾身为奴”了。
由此看来，老赵家的诚然缺了几分武功，但论文治的胸襟却比老朱家的阔达，至于老爱家的就不必提了——君视臣为奴才那叫朕器重你。
大宋文官宗孟宗的是“民为贵，君轻之，社稷为重”，名可秀借士大夫宗孟之力在官学确立了《孟子》仅在《论语》之后，高于五经，哦不，是四经，《春秋》被王安石剥出了官学科目。
被明清奉为圭臬的四书中，《大学》《中庸》还没有成为宋代科考的科目。名可秀持政后，将《礼记》列入官学教目，但不入科考，说：“曾子《大学》、子思《中庸》，是儒家明德修身至善之道，宜读宜习宜修，却不宜考，否则久之必陷于功利而轻于修心。”
又说：“治政为策，处世为心。观百家之书，无非治策和修心两要。科考当考策，处世当修心。”
卫希颜理解她的意思是科举考的是治国处政之道，治德不是做几篇文章考出来的，她心想：明清的八股文，可不正是考出来的道德文章么？
卫希颜又想起中庸之道，这个中庸思想对后世中国人可谓影响深远，可以说成了国人浸到骨子里的一种性格。
名可秀对《中庸》持正反两种态度，既说中庸是儒道之至矣，是化易经之髓为人世修身之本，但她又说：“中庸之道鲜有人能悟其真义，失之真义反而裹足不前，过于保全自身而失其勇义。”
她道：“《中庸》言‘国有道则兴言出世，无道则缄默容身’，吾不取也！”
以名可秀的理念来讲，信奉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敬仰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者无畏，推崇的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不是中庸的明哲保身，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想本分外之事求魔。
“圣人真义难以领悟，尤其至道之本，能传大义者有几人？一代愚一代，久之谬解便成真义……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说的是守中道而保身，观张邦昌之流，陷于金虏而屈膝侍敌可真是‘退而保身’了！”
卫希颜想起后世“见义勇为”这个词被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可不正是因为中国人太会“懂得”明哲保身了么？！
“……开篇用《孟子》之语起书，这用意当然有其一必有其二了。”名可秀笑着抬了下头，对卫希颜这般快就看透她心思并不意外，言笑间颇有悦色。
“……哦，还有这一句：‘子不教，亲之过’——这个‘亲’字用得妙也！”卫希颜拍几道。
“子不教，亲之过”显然比起“子不教，父之过”多了一重意义——亲者，父母双亲也；母亲亦有教子之责！然则为母者如何可承担起教养之责？必得明事理，必得有见识，这就意味着要求女子也得读书受教育。
作为朝廷诏定教本的《三字经》须得经给事中审核，礼科给事中不傻，这一句中蕴含的意义哪有看不出来的？——卫希颜奇怪范冲竟会书读了。
名可秀对此毫不诧异，举出司马温公亲书的《程夫人墓志铭》作以说明，其书曰：“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贤矣！况夫人开发辅导，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识虑高绝！古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今于夫人见，古人之言诚可信也。“
司马光表赞的这位程夫人是苏洵之妻，苏洵年青时好游历四方，其子苏轼、苏辙少年时是以母为师，母亲程氏亲授以书，传学授道。苏洵归家后，二十七岁方始发愤，盖因其妻程夫人劝勉之功；是以司马光道：苏门三才子，造于程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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