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边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山庄电动大门被警察冒雨控制，保安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柳雅致就在这些不惜一切代价追寻新闻线索的人当中。她打着花伞，在给什么人打电话，雨水不断从四周飞溅在脸上、身上，下面两条裤腿和鞋子已经不知不觉间湿透了，不舒服地紧贴在腿上和脚面，但话筒里没有任何回答让她感到满意。
几乎所有无孔不入的记者们都无计可施。
警察就是警察，在警方的严密保护下，谁也无法例外，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搞到哪怕是一星点的东西。只是风传着里面“灭”了“门”，但灭的是哪一家，主人究竟是谁，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原因何在？却无法探听得到。
他们枉自背着枪炮一样的摄像器材围着警察打转转，在雨水横流的水泥地面上来回绕圈子。透过电动式伸缩大门，偶尔只能透过树丛远远看到警方人员匆匆忙忙被浇透的身影，更给这起风雨如晦中的案件增添了许多神秘气氛而变得扑塑迷离。
当然，将记者们堵截在大门外，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
记者之所以成为记者，因为他（她）们应当是可以突破一些什么的。柳雅致好像失去了耐心，气恼地关掉手机，去跟警察交涉。
如今出点事，即使没有上面某位领导发话，层层迭迭的机构和人员也会自动实行封口负责制，谁开口谁负责，成为各地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约而同地形成种种事实上的新闻管制。
依柳雅致看，新闻采访就是这么简单，除了国家机密，没有禁区，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在许许多多的领导看来竟是如此复杂繁乱，模糊不清？
重要的是，让记者承担自己的使命，尽快帮助社会和老百姓了解一些真相有什么不好？社会会乱？党的“形象”会受损？
无论地方政府遭受怎样的指责与诟病，但保护意识始终胜于一切。家丑不可外扬，哪怕死的是一只鸡，总能轻易找到借口，早在警方人员到场之前，一切“保密”工作已经启动，警戒线立即拉开，何况滨江如此敏感的部位，突然发生如此敏感的事件，记者们纵然长着三头六臂也是枉然。
教科书上说，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是国家暴力机器，而且这话还是著名的马老头子所说，不曾想，几十年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暴力机器非但没有使犯罪率下降，反而使社会暴力事件升级到了紫花池山庄，不管死的是谁，原因如何，敏感且善于联想的记者似乎已经感到里面的事件并不简单，几乎成为名副其实的“暴力犯罪”对抗“暴力机器”。这是所有善良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倾盆大雨仍然在下个不停。
经过不懈努力，有人终于通过坚挺的关系搞到了一点可怜的信息，立刻激动人心地大叫：“什么？什么？！大声点，听不清！”
喊话的气流将嘴边的水珠喷得老远，“哦，好，好好好！知道了……”
尽管信息简单而模糊，但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此时此刻却堪称弥足珍贵。这个时候，谁抢先拿到里面的东西谁无疑就抢先为自己的报社拿到了头版头条！
内部消息说，出事的是22号别墅。
有人立即说，我知道是谁了！是……哦，天哪！
负责对别墅和现场外围进行勘查的刑警正在冒雨进行第二次仔细检查。从山庄内部到周边环境，非常仔细，事发后，调查人员搜查了所有地方，连垃圾也不放过，希望发现杀人者的犯罪动机……连附近停放的所有轿车和保安岗亭都认真搜查过了。
警察工作让人讨厌和无奈，但身在其职的人又深爱并迷恋着这一特殊职业，这是大多数警察的真实感受。
里面警方在紧张状态下工作，外面围堵的记者们也开始围绕着22号别墅展开有限信息的抢夺大战，既然无法进入现场采访，那么就转而求其次，这个时候是记者们利用平时积累起来的人脉大展身手、各显神通的最好时机。
他们同样想到，这是否一场政治谋杀？
……
如今是个十分怪异而诡秘的时代，有时候，尽管正常新闻渠道被封锁得严丝合缝，但背后的关系网却漏洞百出，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信息通过不同渠道不断而迅速地散发出去。
正如有的人开玩笑说的那样：纪律还是那个纪律，甚至比过去更严肃更详细，但是执行起来必然走样，很难再有上个世纪那种铁板一块的保密效果了，任何重大严肃的事情都有外泄的可能，何况一起案件。
不知是坚固的保密制度已经不堪一击，还是强大的关系网被打磨得百练成精。
柳雅致是最先有所斩获的少数几个记者之一，她一边焦急地把得到的可怜短信保存好，一边漫无边际地思考着。
由于职业的关系，她接触了太多的与新闻权利相关的事情，别的不说，就采访执法机关而言，公安、法院、检察院，哪个门都不好进，如果没有关系，公事公办，想写出深度想都别想。
犯罪嫌疑人一旦事实成立，他们无疑是罪不容赦的恶人，但采访本身并非易事。那些接受公正审判的人，自然无话可说；然而正直守法的普通公民，万一不幸无辜蒙冤，若没有媒体的力量很难靠自身的权利洗刷清楚.
就是一些犯罪的人，他们或是为了生活乃至生存的需要而争取某种机会（如就业、贫困、特殊情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