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位杰出的记者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开，东京的德国各界人士莫不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置信。他的德国记者同行们立即联名写信给大使，一致表示支持佐尔格，怀疑对他提出的指控。他们往监狱给他送东西，并要求去探望他。
奥特将军跟在东京的其他德国人一样，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官方直言不讳的说法，认为佐尔格绝不会有叛国的嫌疑。
奥特从1934年担任驻东京武官时起就与佐尔格认识，佐尔格是大使馆的常客，也是奥特的亲信之一。他俩经常下棋，在使馆院子里共用早点，同去日本乡村旅行。佐尔格的见解和情报来源使奥特大使很满意，并定期与其顾问们进行讨论。大使把他看作私人朋友、最可信赖的同胞。
欧战爆发以来，佐尔格受大使馆聘用，负责编新闻简报。因而他在使馆内设有办公室，在那里阅读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
为这份差使，他在使馆里正式领薪。身为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又是立过汗马功劳的退伍军人，佐尔格与陆海军武官打得火热、交往很深，他们常在一起交换情报资料，就技术问题交换意见。
像这样一位有声望，交游甚广的人似乎不可能是当前被指控的主犯。至于那位马克斯?克劳森，大使倒还闻所未闻。
奥特将军听说这两人被捕，立即认为他们是日本上层人物反德阴谋的牺牲品。
奥特在电文中说：“使馆人员和当地德国人普遍认为日本警方怀疑错人了。”而1941年6月，正是决定远东地区是和平还是战争的日美谈判进入关键性阶段的时刻。
因此奥特在电文中接着说：“关于谈判进展的情况，据说属于国家机密，已落入佐尔格手中，因而佐尔格可能成为某种政治报复或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排除控告佐尔格一案背后存在着反德势力的可能性。当前东条英机兼内相，掌管警察。我已向东条首相提出要求，尽快了结此事。”
德国外事局比较审慎，在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后首先去试探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他是东条首相的知己，曾代表日方促成德日达成友好军事同盟。
“这纯粹是陆军部特高课的事。”小岛以公事公办的态度回答说，“根据日本惯例，他们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很自然，从外交政策观点来看，佐尔格的被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相反地，如果没有确切的理由怀疑他，特高课是决不会决定逮捕他的。”
这种回答不能令人满意，也十分令人不安。经过再三询问，小岛才含糊其词地透露：很可能佐尔格被控告支持了国际**的运动。
“这根本不可能，奥特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致怀疑对佐尔格的指控。”一位曾在东京任过职，很了解佐尔格的官员说，“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倾向。”
德国人对此事十分关心，认为在这微妙的时刻，决不能让这一事件危害德日军事、政治和经济全面合作关系。
几天后，日本陆军部特高课根据对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向德国使馆提交了一份简短的照会，其内容由奥特将军电告柏林。照会说：“经我方调查核实，佐尔格本人已供认，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有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正在着手进行。”
听到这骇人听闻的消息，德国人愕然，整个德国都感到震惊。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区一个油田附近的小镇。他父亲是位工程师，为一家瑞典诺贝尔利息投资的石油公司工作。他的母亲是俄国人，比父亲年轻十五岁。
当佐尔格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在柏林郊区的一个大宅院里定居。在9个孩子当中佐尔格最小，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四。他与母亲很亲近，而且终生如一，每逢母亲生日他都要寄去礼品或拍发电报给予祝贺。
佐尔格小时候是个敏感而胆怯的孩子，他喜欢在卧室里通宵达旦地点着灯。他为人随和，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他。他的家里很和睦，童年几乎是在一个典型的柏林小康家庭里平静度过的，他父亲后来成了银行家。在他父亲死后，每个孩子都继承了一笔遗产。
佐尔格的高中时代是在利奇特费尔德度过的。那时他已是个体格健康。身材匀称的小伙子，常常为自己的体育素质感到自豪。他特别感兴趣的课程是历史和文字。
就在他上高中期间，他自愿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到第三野战炮兵团学生旅，先是在西线同法军、后是在东线同俄国人作战。
在一次战役中他的右腿被弹片击伤，被送往柏林陆军医院。
佐尔格在住院休养期间集中精力学习，回到母校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结果名列前茅，身体恢复以后他又返回原来的部队。
3周后又负伤，但这次可重了，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留下终身残疾。由于他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军士，并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
佐尔格受伤后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在那儿，年轻的佐尔格在思想上和性格上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佐尔格接受过战火的洗礼，曾两次在战壕中作战，但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佐尔格说：“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拼命，但我和我的士兵朋友们没有一个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更谈不上它的深远意义了。”
他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他冥思苦想，不断地回首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