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的布局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晋封为魏国公，同时受诏享有九锡之礼，拥据冀州十郡，成为历代以来权势最大、名位最高的重臣。
虽然当前的中原各地还是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大汉天子的号令也早已难出京门，但关于曹丞相晋公加礼这一消息却很快便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然而，无论是拥兵江东独霸一方的孙权，还是蛰伏西蜀虎视眈眈的刘备，都出人意料地对这一事件表示了一致的沉默。其实，除了保持沉默之外，他俩又能拿曹操如何？曹操这样肆无忌惮地提升名位，扩大权力，就是料定了他二人根本无力反对。况且，他的任命诏书还是由那位至少形式上代表着天子之尊、万民之望的汉帝刘协亲书颁发的，对此，孙权、刘备除了在心底嗤之以鼻之外，又敢多说什么？他俩才不会傻到跳出来与朝廷旨意公然对抗呢。
既然连孙权、刘备这样两个地方势力的“巨头”都没什么异议，那么曹操的晋升也就自然不会在各方州郡掀起多大风浪，一切都在沉寂中慢慢湮灭。但是，在曹操本人所处的大汉朝廷权力中枢里，一场无声的“大地震”却已波及了每一位卿侯将相、文武官僚。汉室群臣心里都很清楚，按照汉朝的律法和礼节，无lùn_gōng勋多么显赫，异姓臣僚只能封侯，王爷、国公这样极重要的爵位都只封给刘氏宗亲，即使是本朝邓禹那样功盖天下的开国重臣，也不过就是仅以四个县封为侯爵。近四百年的汉朝历史上，只有一个异姓大臣被封为公爵，他就是那个篡了天子之位的“安汉公”王莽。而曹操，就是第二个继王莽之后被封为国公的权臣。这其中的意味自然是再明显不过了。他这是在为自己改朝换代，篡汉而立作着扎扎实实的铺垫。
现在，曹操的野心已然大白于下天下，而汉室群臣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抉择自己未来的去向，是继续留下来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小朝廷里为汉帝效忠呢？还是掉头转向丞相府为曹操效力呢？表面上，各个官邸中风平浪静，鸦雀无声，暗地里却是人心浮动，沸沸扬扬。
丞相府主簿司马懿却有些与众不同，他没在这个问题上彷徨。他也根本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彷徨。他们河内司马家的命运早就和沛郡曹氏一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建安十三年夏季曹操废除“三公”，独揽相权之际，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就率先于中原各大世族之中向曹操表示了恭贺顺服之意；而这一次曹操能够晋爵魏公，享礼九锡，幕后也离不开司马朗、司马懿兄弟的全力推助之功。司马家和曹氏已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所以，当别人还在考虑该不该投靠曹操这个问题时，司马懿的目光已经放到了更深更远的未来。他目前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此刻已经到了应该把曹府大公子曹丕推上世子之位以定名分的重要关头了。只要曹丕一旦被确立为魏国世子，那么我司马家“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扭转乾坤”之大计就可算是成功了一半。毕竟，大汉王朝早已名存实亡，曹氏势力亦是天下无敌，改朝换代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而魏国的世子就是这天下未来的君主。谁若掌握了魏国的世子，谁就是掌握未来的整个天下。对这一点，司马懿在多年前就已看得清清楚楚，毫无疑误的。
窗外，夜黑如幕；室内，一烛如豆。司马懿就在这书房之中，撑着头趴在桌几上沉思了许久，许久。
在半年多前，也就是去年即建安十七年时，司马家“异军突起，后发制人，扭转乾坤”的大略遭到了几个挫折。一是在去年的十月份，司马懿的叔父司马徽在城郊青云观中溘然病亡；二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份，被外放为兖州刺史的司马朗在与满宠、臧霸、贾逵等将军一道举兵南征孙权途中，竟然感染了疫疾，一病而逝。
司马徽、司马朗的先后病亡，给了司马懿很深的刺激。建安十三年冬季，司马懿在赤壁之战前夕为削弱曹军水师战力而放出的那一场“血阴蛊”疫，如今是“天道好还”，司马家的子孙终于也遭到了报应。从此，司马懿痛下决心戒除用这种天怒人怨的阴毒手段去谋取任何胜利，纵使它再有奇效也不行。
现在，司马家的大业几乎就完全落到了他一个人的肩上。但司马懿却逐渐感到了一种深刻的危机。曹操对自己的任用态度还是那么不冷不热，不远不近，不轻不重，看来在他的手里是不会给予自己多大的发展空间了。那么，自己就只有埋下头来，专心致志把和我司马家关系紧密至极的曹丕推上世子之位。这才是我司马家绝处逢生，再立潮头的偏锋奇招。所以，自己要不断地全盘规划，精心权衡。
想到这里，司马懿一声长叹，将目光投在了桌面上摆着的那盘棋局上。那上面，白子和黑子正交缠而斗——黑子一方代表着大公子曹丕，白子一方代表着三公子曹植。其实，如今魏公府中的嗣位之争说穿了就是在他俩之间展开。比较起来，曹丕身为长子，根据自古以来“立长不立幼”的宗法准则，曹丕自然是胜了一筹。但是，曹操一直十分欣赏曹植，对他的文才赞不绝口，曾称曹植“于诸儿之中最可共定大事”。这样看来，曹操对曹植的宠爱之心又要稍胜一筹，在个人感情上还是比较倾向于立曹植为嗣。所以，曹植立嗣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