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圣旨，谢家的全部家产籍没入官，由杨承祖全权处置，即使是南直隶的三司衙门亦无权干涉。就在审讯的同时，对于谢家原有产业的接收，也在紧张的进行之中。
由于之前杨记在生意中，曾经有意的搜集谢家的信息，对于谢家的情形有一定了解，没有人作弊或是截留的空间，这次财产接受算是干净彻底，不留死角。没有多少漏网之鱼，能从官府手里滑出去。包括一部分谢家原本寄存在别人名下的田产、店面，也差不多都被挖了出来，归入官府。
对于这块肥肉，觊觎者还是不少的，可是看到这么多的人头，这么多的血，还有胆子伸手的，就没几个。毕竟现在朝廷于通倭一事上，实行的是高压，东南被抓的士绅首领即使没死，也还都没放回来，人为财死这种话说说可以，真为了田地搭上性命，这样的蠢货总是少数。
官府这事做的漂亮，既有口供，也有物证，想要为谢家说话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杨记控制的戏班子唱了那么久的精忠报国故事，于百姓的思想中，已经广泛撒播了忠君的种子，这时候再由这些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对谢家的罪行进行宣贯，这些贩夫走卒，对于谢家的评论也就一路走低下去。
这时候舆论掌握在读书人手里，关键还是一个识字的问题。只有读书人认识字，那老百姓自然认可读书人说的话是道理。包括官府的公文、布告，没有读书人讲解，鬼知道写的是什么东西。
可以说，读书人就是朝廷和平民之间沟通的桥梁，一旦桥梁的导向出了问题，那么民心自然就走到了朝廷的对立面上。在另一个时空中的五人墓碑记，能够在市民中引起那么大支持，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其党人掌握了舆论。
这些东西很多人会去做，但是即便是读书人自己，也没把它上升到一个理论的层面上，还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一些有远见的人，会组织讲学，像是王守仁，除了打仗很厉害之外，更厉害的其实就是讲学。直接开创了与理学别苗头的心学，弟子门生众多，于国朝之内影响渐大。
而其门下又衍生出浙东学派、江右学派等分支，即使是他这位恩师，也未必能制。像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不过是个灶丁出身，后来是商人，也坐着蒲轮从江南招摇着进京，沿途讲学，即使是王守仁这个恩师也约束不了他。
但是大多数书生，还没有这种意识，还是把讲学当成自己很厉害的一种表现。最多是实现自己的价值，还没想过靠这个去在社会上制造什么。杨承祖基于后世的见识，比这帮人对于舆论的重要性都要了解，京剧班子以及杨记其他店铺，从一开始，就是奔着舆论下手。
先是通过京剧，将一些挂念散布到人心里，然后再通过说书、唱戏等方式，进行舆论诱导。像是官府的布告，百姓的书信，杨记都免费诵读，甚至可以免费代写。这些小手段，在读书人这个层面未必有用，但是在市民这个层面里，杨记已经对于舆论清议有了很大的左右。
像这次王艮北上，其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原本很是受普通民众欢迎，可是接地气上却远不及杨记亲民。是以他这次北上讲学反应平淡，百姓并不怎么关心，与原本历史上万人拥护的情景全然不同。乃至于日后，其弟子若是再敢抛出无君无父非弑君弑父这样的观点，怕不当场就被听众捶死。
有了这些优势，百姓们对于处置谢家，并没觉得是官府仗势欺人，或是谋夺家产，反倒是觉得谢家罪有应得。像是这些产业接收，也有了百姓层面的支持，就算是有人想要在里面使绊子，也有无处下嘴的问题。
杨记给的待遇本就比谢家要高，那些谢家的店铺，在朝廷的命令宣布之后，差不多第一时间就宣布了倒戈。少数几个店铺的掌柜到伙计都是谢家人，倒是想要为主家效忠，但是不等他们做什么，就被锦衣卫全数拿去。
至于乡下的田产方面，杨记一直以来在农村的工作，使得接收也顺畅无比，大片的田地从谢家的田变成了杨记的田，随后其中一般左右的田产，就划归到勋贵名下。
说句良心话，这些勋贵肯给杨承祖面子，从练兵到制械都一路绿灯，甚至制造鸟枪与铜炮时不贪墨工本，乃至自己贴钱制造。归根到底，还是图的能够获取利益。大家的亲戚关系，不能说没有作用，但是如果全靠着亲戚关系，不给好处，那么这种关系也是铁定维系不下去。
这些人入股杨记，固然是存了结交新贵，或是给武定侯面子，或是照顾亲戚情面等因素。但是想要获取收益这一条，也是重要因素，大家还是想要发财的。如果杨承祖不肯让他们分润，那么这个利益联盟，也就维持不下去。
谢家产业的一半，被这些勋贵瓜分一空，剩余的一半作为杨记的资本以及新军的产业，归入杨记名下。谢家几百年名门，积蓄之厚远超普通人想象，即便是一半家产，数字也足以称一句敌国之富。
乌衣巷谢宅原址上，已经在一串鞭炮声中，挂上了“天妃书院”的招牌，南直隶的学政亲自到场祝贺，南京的名流才子也在杨慎带领下全数到场。大家或是提字，或是写诗为贺，给足了这书院的面子。
虽然这座书院只是杨记名下的产业，教授的也是蒙学，在这读书的不是杨记伙计掌柜的子弟，就是孤儿。他们没有根脚和人脉，想要将来在科举上有作为并不容易，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