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情报机构来对内监视，张嘉师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作为其相当重要的地位而言，张嘉师不得不承认，这种方式虽然不被他所认可，可惜的是，这种方式有着他自身的必然性以及相应效率。
固然，锦衣卫什么的因为在洪武时期末年再次被裁撤，导致了靖难之役在某个意义上失去了一开始的情报控制。
但是锦衣卫能够有效避免靖难之役的出现甚至是扭转靖难之役的走势，这一个论点恐怕是一个无意义的设定。
因为靖难之役本身并不是锦衣卫能够轻松面对的相应情况……
这可以从几个方面的因素就能够看到：
第一个，靖难之役本身就是朱元璋自己为了巩固统治而导演的一幕养虎为患。
洪武三年（1370）四月，通过农民起义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明王朝能够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一方面加强君主****统治，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其具体的办法就是分封诸王。他把宗室二十五人（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为藩王，分驻北部边境和全国各战略要地，想通过他们来屏藩皇室。朱元璋是这样说的：“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从全国来看，这些封藩主要有两类，一是腹里，二是边塞要地。受封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相当高，公侯大臣进见亲王都得伏而拜谒，无敢钧礼。
每一个藩王食粮万石，并有军事指挥权，于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辖军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1。9万人。九位边王（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因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重任，所以护卫甲士尤多。北平的第四子燕王朱棣拥兵10万，大宁的第十七子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他们在边塞负责筑城屯田、训练将兵、巡视要害、督造军器。晋王、燕王多次出塞征战，打败蒙元残余势力的军队，尤被重视，军中大将皆受其节制，甚至特诏二王军中小事自断，大事才向朝廷报告。尤其是燕王，由于功绩卓著，朱元璋令其“节制沿边士马”，地位独尊。
由此可见，所谓的藩属拱卫中央的决策，在朱元璋时期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问题，而在朱元璋死后，这些藩王所拥有的实力，很多都不是朱允炆时期的建文朝廷能够轻松面对的了。
第二个，则是因为一个叫做叶伯巨的大臣在这方面劝谏朱元璋，反而遭受惨死的事情，成为了另外一个朱元璋养虎为患的助证：
叶伯巨，字居升，元末明初浙江宁海人。（元末即有文名，弱冠游于卿大夫之间。明洪武初年以通经学入国子监学习。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朱元璋下诏，选国子监学生分赴北方任职，宣政教化，废元末轻文之陋俗，振兴民间读书风气。伯巨被分发山西，任平遥儒学训导。
洪武九年(1376)，因天象出现异常情况，旧世称为星变，封建社会人们认为是上天示警，标志着国有大难或天下有不平之事。朱元璋遂下诏，要天下人士上书朝廷，指出政治得失或不公之处，提出批评或建议。伯巨读诏书后决心针对朝廷得失，上书指明关乎国政典宪的一些大弊端，劝谏皇帝。对朋友们讲：我认为“当今天下所能造成大祸患的有三件大事，两件事容易看清但爆发迟，一件事难以看清却爆发早，即使皇帝不下诏求言，我也有心上书言明，何况皇帝明白下令要人们大胆直言，我决心上书奏明所看到的问题。“遂起草《奉诏陈言疏》，疾呼“当今之事，所过者有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批评朱元璋错误地对待有知识者和文人。
而关于诸王分封的问题上，叶伯巨则是在《奉诏陈言疏》当中，一开始有了不少编幅的描述：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
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早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籓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
朱元璋看到伯巨的奏疏，直斥其忌，气得大叫：“小子间吾骨肉，速速逮来，我要亲手将他射死!”于是派官兵星夜奔驰，将伯巨解往南京。抵京后朝中大臣才知其言引起帝怒，有心保护，由丞相趁朱元璋高兴时上奏伯巨逮到，并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