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鄂的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在日本的九州革命党内部却正在发生着激烈的内讧。乔夫童鞋因为大量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赠款，而留给总部的办报经费又相当之少，终于激起了革命党内部的反抗，章太炎、张继等人要求乔夫辞去革命党总理职务，另举黄克敌担任总理。宋遁初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张的。后因黄克敌、刘揆一极力劝阻，为大局计，宋遁初才改变态度。然而，革命阵营的分裂局面已经出现，让宋遁初忧心忡忡。该年2月28日，当他闻知乔夫与黄克敌因国旗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乔坚持用青天白日旗，黄认为该旗与日本旗相似，万不可用。乔不让步，黄提出辞职）也对乔夫的领导能力感到有些置疑。2月，广州新军举事失败之后，悲观失望情绪笼罩整个革命阵营，革命党人信心大减、斗志衰弱，而作为革命党的唯一领袖乔夫又对党内工作不管不问。为了挽救革命，该年5月，趁乔夫来日本之际，宋遁初与谭人凤等人请求乔夫改革会务，扩大民主，减少决策失误。可是乔夫却对宋曾经支持章太炎耿耿于怀，态度十分横蛮，而且极不负责任。他冷冷地对宋遁初说：“革命党已经分裂，有力者尽可另树一帜。”
宋遁初等人对乔夫彻底失望，为了让革命不至于半途而废，宋遁初、谭人凤等人于该年6月，在东京研究决定，成立革命党中部总部，调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队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会上，宋遁初以政治家的胆识，彻底否定了乔夫在两广沿海地区零敲碎打的自杀式会党策略。革命党中部总部在上海成立后，宋遁初作为革命党中部总部的灵魂人物，领导革命党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革命重心，加强与各革命团体的联系与联合，并制订了宣统元年到宣统三年在两湖及江淅同时起事的战略部署，虽然在吴宸轩看来宋遁初的革命兵*运计划还是幼稚的很，不过好歹也算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革命策划案，比起乔夫同学当年搞起义屡败屡战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当年的泰州起义成功后居然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发展革命力量，领导人只知道固守孤城，张贴告示，听任效率低到渣的清廷慢慢调集兵力合力绞杀革命力量，还自以为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这些在武翼新军的参谋们看来，“就应该把那些革命领导者挨个枪毙上十遍，见过蠢的，见过愚的，但是愚蠢到智商侮辱猪的奇葩指挥官还真是头回见。”（段总参的原话）
光绪末年，武汉新军各标营就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这一点上吴宸轩不是自夸，几乎没有任何国内武装力量可以像武翼新军那样丝毫没有革命势力和会道门的渗透，如果是革命党还能被礼送处境，如果是会道门的信徒，都已经在情调处和统调处的训练基地里被人道毁灭了，死得连渣都不剩。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革命党还是清廷亦或是国外的情报组织对武翼新军的认识都是武翼新军刻意展示出来的那些实力，他们很难了解冰山之下的全貌，除非像是姓泰的那个铁家伙，搞的刀枪不入似的，一家伙撞到冰山上才明白什么是死神来了。
宣统元年6月中旬，鲁苏皖浙四省正在埋头发展经济，一派祥和气氛的时候，四川保路运动升级，新上台的载沣到底是皇上他爹，自家儿子的江山总是要上点心思，醇亲王童鞋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慌乱中急急忙忙下令抽调包括湖北新军在内的多省力量前往四川弹压暴*动风潮。这一事件对湖北影响很大，前往四川的湖北新军部队是革命党人占多数的新军三十二标，但是他们拒绝到四川，准备在进军荆州和宜昌的路上杀掉这位湖北提督，不过被居正以时机不成熟给阻止了。
宣统元年9月14日，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领导人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王宪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楼十号刘公寓所集会，以为湖北新军主力调走后，武昌空虚，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鉴于对形势的共识，刘复基建议如果此刻发动起义，共进会、文学社的名义都应该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使用武昌革命党人的名义进行合作，“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同心协力，争取胜利。看上去是一场拿身家性命博前程的豪赌，不过革命党的赌运一向不怎么靠谱，这次也一样的是漏洞百出，笑料不断，让情调、统调两处的特工们都当成茶余饭后的乐子看。
9月23日，湖北境内最有影响的两个革命组织共进会、文学社经过一系列磋商，总算是宣布合并，大家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第二天召开干部会议，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起义时间开始定为10月6日，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9月24日，也不知道这些家伙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做地下工作的觉悟，居然大模大样的召集各部队代表一百多人举行联席会议。详细讨论军事行动后临时政府的框架及人选，确定各参战部队行动方案和联络方式，这么多张嘴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