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痴吧你。我们班上那些男生,写情书都只会抄琼瑶还尽抄人家已经看过的那种,真是太逊了。”
“……”
女生们唧唧喳喳地议论起来,反倒把叶辉丢到一边不管了。叶辉忍不住咳嗽一声,说道:“请问你们买不买,不买我再去找别人。”
“买,我买,多少钱”旁边激动地去掏钱包,口袋里的瓜子撒了一地。
“八折,两块钱一本。”叶辉道。
“我也要。”
“给我来一本。”
“……”
很快,这些女生就人手一本,按这个速度下去,恐怕头版的2000册没几天就要卖完。
不过叶辉感觉到有些悲哀,这些女生买诗刊纯粹是冲着王梓钧去的,而非是喜欢诗歌。
叶辉背着诗刊去寻找下一位买主,这些女生还在那里一边走一边看
“呀,你们快看,这后面还有余光中的评语。”
“余光中是谁啊?”
“你真是,还大学生呢,连余光中都不认识,他是个大诗人啊,现在是中学大学那边的教授。”
“哦,原来是个教书的。”
“鄙视你。”
这群女生一回到教室,胖妞立刻大喊起来:“快来看啊,王梓钧高中时候写给林清霞的定情诗”
此言一出,教室里的学生全部涌了过来。很快,诸如“太感动了”、“好好浪漫”之类的惊叹声不时响起,手上没有诗刊的纷纷询问这杂志哪里买的。
《罗盘》的创办者们的推销行动显然很成功,仅仅一天的时间,各大高校周围的书店都知道一本新诗刊好卖,因为上面有王梓钧的诗。没过几天,印刷出来的那2000册诗刊居然库存告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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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周报》的编辑部,张彦头发都快挠光了。
一旁的同事笑道:“哎呀,我们的大才女怎么了?”
“缺稿啊”张彦用头撞着桌子。
“你的诗文版还怕缺稿子?随便找几首泰戈尔、徐志摩的就可以了。”
“天天都是名家的诗,烦,我编都编烦了。”张彦苦恼地说。
张彦正吐着苦水,突然一个年轻女人闯进来,手里拿着一般杂志,喊道:“西西,有好东西给你看。”
“什么好东西?”张彦好奇地问。
“你看过就知道了。你听着,我给你念啊。”那女青年翻开杂志朗诵起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谁写的?这首诗没听过啊,不会是哪位大诗人的新作吧?”编辑部的人听到朗诵,都看向那女青年。
“你们猜”
“那你先说说,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
“中国人。”
“中国人?那是年轻人还是年长的?”
“年轻人”
“香港现在的年轻诗人不多啊。咱们的西西算一个,还有那个黄国彬不错,嗯,前段时间冒出来一个叶辉,哦,还有钟玲玲。以这首诗的风格,不会是钟玲玲写的吧?”
“全猜错”女青年得意地笑道,“谁说是香港的啦?当当当当,答案揭晓,是王梓钧……喂,你们别做出那种表情好不好王梓钧就不能写诗了?别忘了人家还是著名作家。而且啊,我听说这首诗是他高中的时候写给林清霞的求爱诗”
“你没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不信你们自己看”
张彦咬着笔杆子笑了起来,她需要的稿件终于有了。
就像是病毒传染一样,一个星期以后,一本叫做《罗盘》的诗刊突然在图书市场火了起来,而一首叫做《飞鸟与鱼》的情诗也迅速的流传开来。
事实上,这首诗确实有那种看到第一眼就让人记下来的能力。后世把它的作者说成是泰戈尔,居然让大多数人觉得理所当然,认为只有泰戈尔那种级别的大诗人才能写出这种好诗。甚至谣言揭穿以后,许多这首诗的拥护者都不能接受现实,死撑着说它确实就是泰戈尔写的。
而现在《罗盘》上发表以后,叠加上王梓钧的名人效应,以及余光中在后面的诗歌赏析点评,那种传播效果只能说是恐怖。
香港某中学。
一个男生捧着粉红色的信纸交到女生手里,深情地说:“苗苗,这是我写给你的情诗,它代表了我对你的真心。”
女生幸福地打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刚刚看了第一句,女生脸上的笑容全失,勃然大怒道,“张学友,你当我是白痴吗?你这是你写的?就算我是林清霞,你也不是王梓钧”
“这首诗你知道?”男生傻了,心想:阿德说这是一个英国佬写的,香港没几个人知道啊。
“哼”女生把情书砸到男生的脸上,气呼呼地转身就走。
仿佛成了一种社会效应,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年轻人表白的时候,都会说出那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右派报纸《星岛日报》更是对王梓钧大加推崇:“抛开王梓钧在乐和电影上的成绩不讲,只这一首诗,就能让人记住他的名字。用才华横溢来形容这个年轻人,我想一点都不为过。如果他用全部精力放到诗才上,现在我们看到的就不是明星王梓钧,而是大诗人王梓钧。”
有人夸自然有人骂,《星岛日报》的评论一出,香港诗人何达就在《文汇报》上撰文道:“《飞鸟与鱼》我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