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中期铁路大院里的居住主体还是以铁路工人为主，这些工人大多不是a市本地人，只是一条铁轨把他们汇聚到了这里。那时的他们还享受不到现在的待遇，每个月只领取国家发放的微博工资，一天到晚穿着破旧的工作服，干着出卖体力的工作，走在马路上跟烧锅炉的没什么两样，看起来很是贫苦。当然，这里所说的贫苦，只是相对的贫苦，其实生活在七十年代的a市本土人民也比铁路工人优越不到哪去，只是那时正值文革时期的尾声，是一个精神世界要高于物质世界的年代，每个角落里的每个人人民都在兴奋着抗争着，a市也并不例外，于是就在这个时候，a市铁西区一些活跃的农民阶级悄悄的盯上了铁路大院的工人阶级。很快爆发了矛盾。
其实在老一辈人的眼中，这一年铁西区和铁路大院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原因是很匪夷所思的，只是因为一辆自行车，虽然在当时拥有一辆自行车绝对是小康家庭的象征，但即便如此，一辆自行车也值不了六条人命。
因为这一辆自行车，铁路大院的工人刘建军手持一把老式双管猎枪，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他已经身负一条人命的前提下，又连杀两人。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了中央，并且由中央下派工作组亲自调查善后，在刘建军被逮捕期间，围绕着这件事又出了两条人命，后来刘建军被枪毙，前后累计计算，一辆自行车，一共要了六条人命，而且这辆自行车，还不是凤凰牌的。
事情就发生在七十年代中期一个炎热夏天的午后，a市的老一辈人回忆时都说那是a市最热的一个夏天，大地都快被烫出了裂缝，连续两年没有降雨，庄稼地里颗粒无收，就是这样的形势，铁西区青年农民于三在这个炎热安静的午后悄悄溜进了铁路大院，他之前听别人说，这里住着很多工人，工人当然不用种地，而且很多工人，家里还有自行车。
于三就是想偷一辆自行车卖掉，因为这一年他媳妇给他生了个儿子，但他媳妇没有奶水，他想偷辆自行车卖点钱，给他刚出生的儿子买点奶粉。但事情就是这么巧，不幸的人都有一样的不幸，他偷的自行车是铁路工人刘建军的，而刘建军的媳妇在这一年给他生了双胞胎儿子，生完之后当然奶水更不足，他没有办法，想着先把自行车卖掉，让他的两个儿子吃上奶再说。
于是两个年轻的父亲在这个安静又炎热的午后碰了面，当时于三已经撬开了锁，刘建军就是这个时候从筒子楼里出来，可想而知，这样的碰面是多么的尴尬，两个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省去了打招呼的环节，瞬间就打到了一起。
双方交上手后，做为农民阶级的于三并没有打过工人阶级的刘建军，很快败下阵来，于三被当场制服，其实这件事到这个时候就应该结束，刘建军完全可以把于三送进派出所，这样的话没准还可以得到单位和社会的嘉奖，获得一枚荣誉章。但愤怒的刘建军并没有这么做，他只是想，如果这天中午我的自行车被偷走，那么我的两个儿子该怎么办。
于是刘建军把于三摁到地上，开始大声喊人，铁路大院房屋密集，吼一声半个大院都能听到，此时人们都在午休，被刘建军的大嗓门惊醒，又听说是抓小偷，于是整个院子的大部分男丁都手持家伙事跑了出来，足足有五六十人，被刘建军压在地上的于三显然没想到铁路大院的工人阶级会摆出这么庞大的阵势迎接他，被吓的浑身发抖，只有不住的求饶。
刘建军是个东北人，嗓门很大，冲人群中吼道，工友们，他竟然敢来我们铁路大院偷自行车，你们说怎么办？
几乎所有人都在喊道，打死他，打死他。其实这些围观群众是发自内心的愤怒，因为这两年农民的收成不好，在铁西区和于三有一样想法的农民还真不少，这就直接导致了铁路大院里的混乱治安，大部分人家里或多或少都丢过些东西，丢的稍微大一些的就是自行车，小的就都是些粮食和家庭用品，这一天终于抓到了元凶，所以他们把之前的愤怒一股脑发泄到了于三身上，又在喊道，打死他打死他。当时几十个人一起喊的场面，一定是震撼的。就是因为太震撼，刘建军才没把握住自己，他听从了工友们的意见，打死了于三。而且是他自己亲手活活打死的于三，连帮忙的都没有。
据说于三死的挺惨，足足被打了半个小时，这期间他一直在地上滚来滚去，没有办法逃走，更没有办法还手，等到警察到来的时候，于三已经被打死了，眼睛被打瞎了一只，牙齿被打掉五颗，全身多处骨折，腿弯曲着，而且警察到来的时候，已经被打死的于三，还在被刘建军打。
虽然警察到来的很及时，但他们并没有先制服刘建军，而是先看于三的伤势，这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失误，刘建军很快发现自己闹出了人命，于是趁人不注意跑回了家。其实这时的刘建军并没有想着继续杀人，他只是想在自己被带走前跟老婆和孩子告个别，但等他再想下楼去自首的时候，失态已经升级。
那时的通讯虽然没有现在方便，但通讯基本靠喊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就在警察准备带走于三的时候，于三所在的于家村全体老少，已经赶到了事故现场。
于家村在现在也属于铁西区，距离铁路大院步行也就十分钟的路程，那时因为精神高于一切，所以村部落的观念还很强，并且一个村的人或多或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