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枢位于核心的第十一至十四“旋臂”区间内——实验证明，当实验体的这一部分核心受损之后，实验体的一部分记忆就会“消失”。
这是他们从“在有限的实验体身上所做的有限的实验”中得到的唯一的结论——现有的条件、理论水平、实践数据等都无法支撑他们对记忆中枢做更多的研究，所以，他们目前只能得到这个结论，
不过，对于这些医务工作者来说，得到这个结论已经够他们满意了——虽然他们也想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揭开记忆中枢甚至是核心的真面目。
这些医务工作者也和科学界的其他人士一样，想搞清楚记忆中枢甚至是核心的“工作原理”，想弄明白记忆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保存的——可惜，现实并没有留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这些医务工作者也知道，当务之急是弄清楚“核心分割手术”是否可行，而不是将时间浪费在几乎没有可能出成果的项目上——关于“核心分割”的大讨论还在进行着；哲学界还在不断地提出质疑，并且在科学界的持续沉默之后显得愈发嚣张；无数的沉睡者正徘徊在彻底死亡的边缘，等待着他们的救援。
这些现实让他们实在无法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所以，很快他们就带着满肚子的疑问投入到下一个工作中去了——他们需要寻找到那个“最合适”的“点”。
要想“抓到”那个“点”，他们首先需要弄明白核心的其他功能分区——至少也要明白“核心的哪些部分是不那么重要的”。
这比将“记忆中枢”从众多的功能分区中找出来要难多了——首先，这些医务工作者已经确定了“手术会造成记忆丢失”这一事实，所以，“检索记忆”就成了他们术后检查的第一个项目，记忆中枢也成了第一个明确的目标；其次，他们可以在实验尚未开始的时候就准备一份完整的记忆备份，然后，在手术之后后，他们就可以轻松地通过对比，判断出自己的记忆是不是依然完整了。
因为这两个原因，他们才可以相对轻松地在核心上找到记忆中枢的位置。
可是，接下来的工作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他们现在仅剩的线索就是“性格也会在手术后改变”这一点，但是，这个线索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实验体的性格应该不会在手术后立即发生转变——即使每次手术都会影响到实验体的性格，但是因为他们每次手术都只敢从实验体的核心上“削下”一点儿核心物质，所以，这样的转变应该是很小的，很可能周围的人都无法看出来。
另外，性格的判定也并不具有客观性——你无法确定一个人的性格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当这样的变化很小的时候；而且，一个人的性格并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你怎么证明那些很小的变化是由手术引起的，而不是自然的变化？
先行者的性格发生了变化——这应该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是他在很多次手术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呈现出来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只能给他们指出一个大致的方向，并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因此，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可能会很困难。
所幸的是，先行者团结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共有二十一人参与了这次研究，并且这二十一人全是既可以当主刀医师、又可以当实验体的“好手”！他们还是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的老手，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菜鸟！
所以，在充分地讨论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个可行性极高的实验方案：
核心一共有十八条“旋臂”，在将第十一至第十四旋臂排除之后，还有一十四条“旋臂”；在这一十四条旋臂中，还有一条特别“粗壮”的“旋臂”——这条与众不同的旋臂被先行者和他的团队命名为“第一旋臂”，并且被排除在最开始的实验目标之外。因为它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所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他们相信它一定非常重要，并且准备在研究了其他的旋臂、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再开启对它的研究。
先行者和他的团队准备分成六个小组，每组三人。其中两人是对比实验体，另一人是主刀医师和观察者。
六个小组中，只有一个小组负责三条旋臂，另外的五个小组每个小组都只负责两条旋臂——他们需要对自己的小组负责的旋臂进行手术切割实验，以找出旋臂以及旋臂所对应的核心的“功能”。
二十一中剩下的三人则要负责替补与及记录、对比试验数据——他们要在其他小组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地提供支援，并且在记录和对比试验数据之后，对人员的安排进行调整，以保证整个实验的进度。
整个方案并没有浪费这个日渐紧密、默契的团队太多时间——他们只是一人提了一些建议，然后就出炉了这个方案。
方案出炉之后，除了在先行者的分工上有一些分歧之外，这个二十一人的团队很快就分好了组，确定了彼此的分工——先行者想要进入负责三条旋臂的那个小组，并且明确表示他要当实验体；其他的团员则认为他应该在第七小组里，负责对比实验数据并且负责人员调整——最终，先行者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三旋臂组”的实验体。
分组完成后，所有的团员就默契地配合着，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实验。
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实验显得很盲目，没有目的性，也看不到任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