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无常，死亡随时可能来临，这个道理似乎尽人皆知。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这只是抽象的道理，而在一个突然被死神选中的人身上，它却呈现出了残酷的具体性。同是与死神不期而遇又侥幸地逃脱，情况也很不相同，这种非常经历能否成为觉悟的契机，取决于心性的品质。
例一：在中国美术界，王川被同行称为离上帝最近的人，他有浓烈的玄思倾向和宗教情怀，耽于终极问题的追问，并通过绘画予以表达，其抽象艺术的成就得到了广泛的承认。这样的一个人，从死神身边回来了，他一定会有重要的感悟告诉我们。
王川于1998年被诊断出胃癌第三期并做了胃切除百分之八十的手术，此后曾出现复发的迹象，这使他的生命时间始终处在极大的不确定之中，他的感觉是佛家说的“分分秒秒正在死去”。对于潜伏在身边的死亡，王川终于找到了一种合宜的态度，不但不回避，不拒绝，与之和睦相处，而且把它当作一位导师，在它时时刻刻的提醒下思索人生。这正合海德格尔所说的“面向死亡而存在”的思路，使死亡由致人毁灭的负面力量变成促人净化的正面力量了。他的感悟若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当下和内在。生命大于肉身，死亡揭示了肉身的有限，却启示了生命的无限。生命的内在疆域无比宽阔，只要你能进入其中，每一个当下即是永恒。
一般人活在世上，对于未来会有种种期望和计划，并且为之忙碌。可是，倘若一个人意识到死亡近在咫尺，他就会明白，期待中的未来也许并不存在，惟一可把握的是当下。王川就是这样。他说他活得像只剩下几分钟，每一天破晓睁开眼睛起来，喝上一口热水，深深地吸一口气。这时他会想，不知明天还能不能再睁开眼睛起来，于是就感到自己非常幸运了。因此，他不会给自己安排许多事，好像把所有这些事做完了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他知道，结果正相反，这只会让头脑里装满垃圾，欺骗自己前面还有无限的时光和明确的目标，过多的期望逐渐变成过多的恐惧，掉进了致命的陷阱。他已经习惯于放下一切。首先是放下对未来的执著。于是，他做事的心态是：“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这种心态看似消极，其实包含着大智慧。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能突然遭遇没有明天的一天，可是世人往往为不可靠的明天复明天付出全部心力，却把一个个今天都当作手段牺牲掉了。
把心放在当下，如何做，做什么？王川的回答是：“利用生命每一刻来转化内在”。人们为未来奔忙，多半有具体的名和利作为目标。精神的追求自然也可以设立某种目标，但是。精神性的目标只是一个方向，它的实现方式不是在未来某一天变成可见的现实，而是作为方向体现在每一个当下的行为中。也就是说，它永远不会完全实现，又时刻可以正在实现。因此，把心从未来收回到当下。也就意味着把心从外在的名利世界收回到内在的精神世界。
王川的淡泊名利，在美术界有口皆碑，而死亡这位导师的教导使他更加看清了名利的无价值，更加坚定了生命的精神性目标。他曾是一个基督徒，后来又潜心佛教和禅定。这些都只是形式，他始终在做着同一件事，就是他常说的“转化内在”，从而让生命充满内在意义。他深切感到，对生命的正确思考和深度体验是实实在在的、最高级的、不可估量的东西，拥有了这个东西，就“身在黄金岛，何须寻凡石”，不必在乎世俗生活中的得失了。
对于作为艺术家的王川来说，绘画也是“转化内在”的一种形式。从他一些个展的主题，例如“生命的指标”、“精神生活的手稿”、“涂画的觉醒”，我们亦可看出这一点来。他画抽象水墨画，只是出于内心的需要，与中西文化优劣之类的伪命题毫无干系，最反感那种“自我东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他批评中国画家头脑里装了太多与艺术无关的事情，使得艺术本身变得很弱。面对空前热闹的大陆艺术界，他宁愿“彻底将自己变成局外人，变成什么都不是的人”，背着行囊四处漂泊，在漂泊中tuō_guāng身上虚假的文化盔甲。当他孑身一人漫游在喜马拉雅山麓生机勃勃的丛林之中时，他如此告慰自己：“我最满意的不是我画出一点抽象艺术之美的作品，而是我获得的一种生活。”
致命的癌无疑使王川直接面对生和死的冲突，同时也激励他将全部生命都投入创作之中。西方心理学将这种忘我的投入及能量转化归名为“升华”。弗洛伊德首创了这一术语，意指艺术家刻意通过艺术行为去转化生死的冲突。用一般人的话来说，王川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他想通过绘画使生命延续下去。这就是他当时作画的主要动机。他完全彻底地沉浮在生命与艺术的洪流之中。通过作画，他将本来是阴暗的负面影响的情绪，转化成为积极充满活力的艺术行为。为了活下去，他必须每天作画：“觉察使人对存在有所掌控，而放下一切包袱是对生命的终极理解。只有这样，人才能超越死亡。”这期间，他皈依藏传佛教，成为一位僧侣艺术家。通过皈依，他想将精神和艺术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层面，恢复健康。他摸索出一条生活的路子，既可以保持艺术家创作的独立自主，又能圆融地和佛教的精神导向不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