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对外开放是促成其盛世形成的主要因素，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有唐一代，“盛唐气象“的恢弘、博大与开放，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象征。
一、对外商贸通道的贯通唐朝时，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商品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对外贸易亦随着国力的强大而扩展到更广阔的国家和地区。而开展对外贸易必须首先扩展对外交通，这是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唐朝在扩展对外交通方面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在这方面，史书多有记载。如唐德宗时宰相贾耽撰写的《皇华四达记》就曾记述说：当时，通往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的主要有七条交通干道：一曰营州人安东之道，二曰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人回鹘道(参天可汗道)，五曰安西人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此外，还记有从长安分别通往南诏的南诏道和通往吐蕃的吐蕃道。上述道路，西向可通往西域，穿越帕米尔高原和天山的各个山口，到达中亚、南亚与西亚，甚或远至欧洲，即著名的陆路“丝绸之路“。
在扩展对外交通干道的同时，唐朝还在沿途遍设驿所。据《唐六典》载，当时天下共设驿1639所，其中，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此外，“两京之间，多有百姓僦驴，俗谓之驿驴。往来甚速.有同驿骑“。这些可与周边民族及远域实现交通的干道，不仅有利于政治外交往来与军事调兵运输，而且还便利了经济贸易交流和商旅通行。
二、外向型城市的发展1.两京为中心的国际性大都市京都一般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中心都会。唐朝长安和洛阳市区所占空间虽然有限，但它们所起到的商品流通中心枢纽、内外销商品集散地、覆盖较大区域性市场及辐射全国乃至周边和更大范围内具有国际性意义的市场、沟通及导向商品经济的流通渠道、激活长安城商品经济等作用，并非是有限的空间和固定的时间所能包容和束缚的。据《新唐书.地理志》载，长安向各地辐射的陆路主要有十四条，水路交通则可借环绕城周的水系与渠道，沟通包括四川、华北、江南、湖南、闽、广等在内的广大区域。因此，处于政治中心位置的长安网联、沟通的是具有全国意义和对外贸易的大市场。
2.沿海港口城市广州自西汉以来就是中国对外商贸往来的重要港口城市，至唐代时又发展成为岭南节度使治所。由于岭南本身的经济发展，水运交通的发达，尤其是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包括珠江在内的五大水系及其支流，以广州为中心枢纽的对外贸易更为活跃。“地当要会，俗号殷繁“的广州虽然也属于政治与经济中心合一的城市，但因远离全国政治中心，主要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对外贸易)造就了城市繁荣.其经济职能更为明显。史载，王锷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时，“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珍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黄巢起义军人广州，有史载曾杀戮十万以上至二十万胡人，此数虽显夸大，但广州胡商云集确是事实。
扬州是唐后期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城市，主要是对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通商。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都是描述罗城(今扬州)中最繁华的一条长十里(一说为九里)的主要街道。此外，泉州、明州、登州与莱州等都因是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港口而先后兴盛，并成为重要的经济型城市。应该说，运河的开凿是沿线工商业城市兴起的契机，而海上贸易的发展则是这些港口城市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
3.承担对外贸易功能的内陆地区中心城市自战国秦汉以来，幽州地区就以富庶而著称。它不仅是北边军防重镇，同时还是联结河北与长安、洛阳及中原王朝沟通北方蒙古草原和松辽流域等东北各民族及朝鲜半岛的转运枢纽要地，正所谓“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关、河自北，转输幽燕“。
三、外贸市场的形成蕃商(胡商)的活跃、陆路与海路贸易的共同发展，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特色。
外商运进中国行销的商品种类主要是珠宝、玉石、香料、稀有珍奇动物、药材、马匹以及土特产品，运出的主要是中国的丝绸。唐中期以后，瓷器逐渐成为对外出口的大宗，海运的发展也为运输瓷器这类质重易损的商品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有人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瓷器之路“。在朝鲜、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都出土了大量唐代和五代的瓷器。
四、外商的涌入城市工商业群体中，有相当数量的外商，是隋唐五代时期的重要特色。外商中，既有万里求宝鬻珠的行商，也有开店设铺的坐贾；既有在民间游走的私商，也有以朝贡名义开展变相经贸活动的官商。胡商、胡店、胡饼、胡姬等名称正是现实的反映。大城市有专门接待胡商的邸店和住坊，有单独为胡人居住的蕃坊。朝廷为规范胡商的经营，专门为胡商立法，在沿海重要港口城市设置市舶司，专门掌管对外贸易。
唐朝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政治制度，中央机构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互相平行又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