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胡有百年国运乎？”刘孝元压低着声音动问。
“百年国运……差不多就这样了，大蒙古自成吉思汗草创至今，已经六十多年，再加百年就是一百六十多年。昔日的蒙古勇士至少要传上七八代。一百多年富贵下来，还能有什么斗志？真要有什么事，国家还能靠谁？”
刘秉忠看得很透，蒙古人就是靠野蛮靠在草原上一代代磨练出的那种狠劲和武艺打遍天下的。这才是根本！而这种狠劲和武艺，到了忽必烈这一代已经不行了。战斗力比起几个世侯的汉军也强不到哪儿去，如果单纯比肉搏肯定还不如！结果遇上陈德兴的钢甲长枪兵，射箭和骑马冲阵都不灵光了，就只剩下挨打了。
“那……大明又有多少年的国运？”刘孝元顿了顿又问。
“大明……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不好说。”刘秉忠眉头深皱，“大明不是上承赵宋之国。各项制度完全不一样。吾华夏自古以来，凡一国之强弱兴衰，皆和立国之初的制度有关。国之初立。由开国之君订立祖制，传诸子孙，若非大难，极难改易。而制度并无优劣，只有是否合乎时宜。汉朝与民休息，而豪强生，因而亡于豪强之乱。唐好大喜功，胡风又盛，因而衰弱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宋则吸取唐朝和五代的教训，文治天下。则弱于用兵取胜之道。而陈明……明用士爵，实扶士绅。重工商而轻农业，将来或者工商大盛，士绅猖狂，对内欺压百姓，以致民不聊生！对外侵夺藩国，以致礼崩乐坏！”
刘秉忠果有见地，一眼就看穿了陈德兴所行之政的本质！士爵庄园根本比不过商市财阀！长久来看，一国经济基础必然被资产阶级掌握，而财力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一定会逐步染指政权。一旦资本家控制大明政权，那必然就会利用大明国家的力量去开拓市场，去廉价原材料。到时候一定会和其他华夏封国发生严重冲突，这就是礼崩乐坏……
“不过，大明本土广大，封国遍布世界，所谓国极大而人稀少。国大人少，土地富饶，万民自可安逸，便是工商大盛，一时也不至于民不聊生。想来国运是会比蒙古绵长，大约和唐宋仿佛吧？”
“能有三百年？”刘孝元低声嘀咕。“总比蒙古这里要好了……伯父，我们刘家是不是要留个后路？”
“后路？”刘秉忠看了眼侄子，“不是已经娶了罗马汗的女儿？”
“百年光阴，不过两世人生，吾与吾子皆无忧，吾孙该往何处去？”
还真是个为子孙尽兴谋划的好爸爸好爷爷。
“不是还有香港、澳门？”刘秉忠淡淡地道，“香港就在海峡对岸，大明庇护之地，蒙古人管不着，英吉利人一样管不了，可是块自由自在的化外之土啊！”
刘秉忠看来也是一位欧罗巴旗人的好祖宗，已经在为百年之后的子孙谋退路了。
不过后来的历史证明，刘秉忠、刘孝元在香港给刘家布下的退路，并不是多余的。百余年后，欧罗巴大地上就发生了声势浩大的“耶稣会大起义”有一个名叫索伦全的三十多岁德意志书生因为屡试不中而发了疯，自称是天兄耶稣下凡，组织了宗教团体耶稣会，在莱茵省发动起义，席卷了大半个蒙欧帝国，一度攻占了帝国的东都（克拉科夫）。
不过占据东都以后，索伦全却倒行逆施，一方面继续宣称是耶稣下凡，向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教廷发布敕令，要他们遵奉自己为主；一方面又在东都大肆屠杀被俘的八旗子弟和欧罗巴官员。同时又没有及时出兵追击西征蒙古首都巴黎，最后战争绵延持久，双方损失惨重，让崛起于小亚细亚的大清国乘虚而入……
……
未来的种种变化，刘秉忠和刘孝元当然不可能算无遗策，忽必烈自然更不可能知晓。这会儿，他正在美泉宫内和霸突鲁、安童两父子说话。原本还算带着笑意的老脸，此刻却仿佛被夜晚的寒意凝住了，眉目深锁，还不时在微微摇头。
霸突鲁和安童是来向忽必烈汇报蒙古正白旗人丁滋生和旗饷预算的。正白旗、镶白旗是忽必烈最心腹的两个旗，就驻扎在巴黎府，旗丁的待遇也比较好。
可是让忽必烈感到为难的是，这两个旗的人丁和开销，这段时间却在飞速增长。
现在蒙古的八旗，是忽必烈离开两河西征之前组织的。八个旗的人口一共约200万，其中旗人和旗奴各半。而在西征途中病死战死了一些，后来又将部分有功劳的旗奴补入八旗。这样旗人还维持在100万以上，旗奴的数量就减少到了不足70万。也就是说，八旗加上旗奴，该有170万，其中正白旗的旗人应该是125万左右。然而在忽必烈定鼎巴黎不过一年多后，正白旗的人口却已经快要接近20万了！
一下子增长了75万人！这可不全是战后婴儿潮生出来的，而是正白旗的壮丁在娶小老婆……纳法兰西当地的女子为妾。而根据忽必烈在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