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简单说两句。”刘长生清清嗓子，说出了惯常的开头。/p
虽然他是公司里发薪水的那个人，但对这个外行，其他内行们，平素多多少少是有些看不起的。以前，他要说两句，那就说呗，大家在台下，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但这一次不同，所有人都像是听到了冲锋号一样，放下剧本，正襟危坐，直视刘董的眼睛。/p
“这个剧本，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p
换成往常，内行们就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隐讳地提醒刘董“你觉得有问题，但你说了不算，因为你是外行，按我们内行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东西没毛病，嘿嘿，没毛病”。/p
但这一次，包括小野在内，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点头，就像刘董说出了什么至理名言一样。/p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首先，是出在我自己的身上。”刘董表情特别认真而又极其沉重，像是古代帝王下罪己诏一般难过，“诸位提醒过我很多很多次，我就是个外行，在这个领域里，外行指导内行是大忌。而我呢，没有听大家的话，这一次，就犯了这样的大错误。”/p
事实上，刘董这么说，也不纯是往自己身上揽责任，而是有事实依据的：“在送去审批之前，这个剧本是由我来负责终审的，结果，我没有把好最后一道关，非常草率地，就在报送文件上签了名。”/p
这句话一说完，众人就不约而同地微微点头。/p
这种点头，倒不是因为赞同刘董的话——谁都知道，刘董和孙总一直在外地，对公司事务，基本处于完全放手的状态。而这个娄子，是留守公司的各位中高层捅出来的；何况，就算真是刘董犯的错，那也不能赞同啊，魏征和海瑞那种敢说“皇上你说得对，你是真犯错了”的人，可是几千年才出一个的。/p
这种点头，是在座的各位，向刘董表示“我很懂事”。/p
在华夏国，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大领导在会上的发言，都有且只有两种方式。/p
一是先让大家说，最后自己再来“总结两句”，这就是所谓的“先皿煮后集中”，而且因为“集中”只有一个人说话，而“皿煮”这个阶段，说话的人会有很多，相较而言，至少在会议的时间规划上，“皿煮”看起来，是要比“集中”更重要的。/p
而另一种，就是像现在一样，大领导首先讲话，再让大家说。这也有个专用名词，叫做“定调子”。简单来说，就是给今天的会议定下一个基调，安排一个框架。所有人都只能在这个基调上、在这个框架里发言。就像明清时的八股文一样，国家给你定好了格式，你要标新立异，那唯一的结果，就只有黜落了。/p
而刘董定下这样一个调子，也是被逼到没有办法之后的无奈之举。/p
大家司空见惯的“停业整顿”四个字，其实是两个词，停业是手段，整顿则是目地，不整顿到上头满意，停业就会无限期延续下去——而这个会议，就是属于一种“整顿”的行为。会议记录，是一定会当成“我们（执行上级停业整顿要求）的态度”而上报的。/p
事情怎么解决，那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在“整顿”的过程中，态度是一定要摆正的。/p
怎样才叫端正态度呢？其实也很简单，像刘董这样，从自身找错误，找原因，找理由，然后骂自己，变着法儿骂自己——当然，不能瞎骂，不能无中生有、无理取闹，那叫心怀怨怼，同样属于态度不端正。所以，一定得找准切入点，有理有据的骂自己，骂得连自己都要服气。/p
就像一个人，突然感冒发烧了。这个时候，却接到了“停业整顿”的通知。应该怎么办？骂自己生病吗？/p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就连圣贤也是躲不过的，只要不是某些特殊的病症，这显然不是什么错误。那么，本着“有理有据”的原则，这个人就应该更加深入的剖析——我为什么感冒发烧？因为我的身体太弱。/p
注意，到了这里，依然不是错误，所以还要继续下去；为什么我的身体太弱？因为我平常缺乏锻炼。为什么我会缺乏锻炼？因为我懒……/p
好了，深入到这个程度，也就差不多够了。先来三千字，从思想上和行为上，骂自己的懒惰；再来两千字，分析自己为什么要犯懒；最后再来五千字，展望未来，拿出合理有效的整改方案，确保自己绝不会再犯懒了。/p
至于感冒发烧怎么办？停业整顿又不管这个，这一点都不重要！先把自己的懒病治好再说！/p
有了这个“定调子”的行为，接下来的发言，就一点也不算为难了。/p
刘董坐下去，孙总面色凝重地站起来：“这个事情，我的责任也不小。我过于轻忽了自己的职责……”/p
待孙总说完自己好不容易，才总结出来的错误和责任之后，会议就像是上了高速公路的快车道。一个接一个的人站起来，面色或沉重，或悲怆地做出检讨。每个人都说得声情并茂、发自肺腑。/p
若是把这一幕放在网上，那些不知情的网民看到，一定会大赞“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真是太优越了！这家公司的中高层，个个都是揽错在前，居功在后，道德完美，人类精英！这简直就是上班族的天堂啊！”/p
然而，在座的各位却并没有这种优越感。尤其是那些职位不高的中层，他们在心里早已骂了一百遍三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