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在大唐，在杜睿倡导变法之后，世家大族更是从根本上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削弱，尤其是那五姓七望。
五姓七家概念在隋唐之时的广泛流传，使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士族制度更加兴盛起来，人们对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间也形成了极深的鸿沟。
“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
就连历史上盛唐宰相薛元超都感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
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
历史上太宗皇帝就是因为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曾说过：“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当时，太宗皇帝曾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
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皇帝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太宗皇帝在历史上，抑制“山东士族”时也是极不自信的，因为在打击世家大族的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
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
可是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
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虽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但受怀疑，且有胡化之风，不为崔卢所重。
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
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
但“安史之乱”后，大唐政治中枢进行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
又如清河崔氏，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十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两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八人为相。
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
要知道，唐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可以说在历史上的大唐，对世家大族的打击非但没有成功，甚至还有助长的苗头，因为不单单有五姓七望，还曾衍生出了新的世家大族，分别是京兆韦氏、河东裴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弘农杨氏、京兆杜氏。前四个为关中四姓。而京兆韦氏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核心成员，河东裴氏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
如今历史发生了改变，虽然也在打击世家大族，可是在民间，百姓们痛恨世家大族的同时，对其又不免生出向往的心思。
因为一个贵族不单单代表的是荣华富贵，更是代表着一种身份，一种超然的身份，就像李进他们这些移民，在大唐本土，他们永远都没有机会从寒门，晋升为世家大族，但是到了澳洲道，到了这个全新的地方，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居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