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劫匪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
最后在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开始抗拒政府为营救他们的努力。甚至在事件结束后几个月内，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受到法律制裁的绑匪持怜悯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
据说，当中一名遭挟持的女性，与一名绑架她的绑匪在服刑期间订婚。
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具有令人惊讶的普遍性，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但必须强调的是，身历这种症候群的人并不是疯了，而是他们正在为保住生命而战。
这种症候群代表受俘者藉由讨好绑匪，以确保自己安全的一种策略。
此刻，这名喋喋不休的经理，正是以这么一种计好的心态，向谢寸官坦白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俩人一直交谈着，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车队终于到了早上柴田弘他们下车的那个路口，但这是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段，来来往往的车辆，都只是匆匆的过往，根本没有人在这里驻足，想打听都没地方打听。
虽然这里只有一条岔路口，但谢寸官却无法判定柴田弘就是从这个岔路口离开的。
因为像柴田弘这么一个奸滑的人，根本不能用常理来推断。所谓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变化由心，无迹可寻，就是柴田弘目前的这种做法。
他故意将下车的地方放在这么一个路口，让人感觉他有可能从这个路口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但他的为人性格，却让追踪者感觉，这个明显的路口，极可能是一个陷井。
但如果不是这个路口，那这一路过来，有三四个岔路口，每一个路口，皆有可能。
谢寸官站在路边，眉头皱了起来，心中不由叹一句：敢问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