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涉面带微笑环顾众人，频频拱手示意感谢，愈发显得气度谦和。
他的心里，对此局面很是自豪。这扬州城里，只有他才明白，这些商贾挟裹着多么庞大的力量。他又带着一丝愧疚。毕竟他是宋人，至少，在半年前，还是个宋人。与之相对的，任凭眼前这些走私商人的牛皮吹破天际，走私本身，始终是在掘大宋财政的墙角。
淮南这边的泗州榷场，往年的商税都在四五万贯上下，今年因为南京路厮杀的关系，骤减为一万三千多贯。但实际上，就在泗州东侧的楚州，每年仅仅走私输出的粮食，价值就超过百万贯。不谈粮食出口为朝廷所禁止，只按榷场的平均税收来算，此地逃避的税收足有十万贯。
贾涉估计，从楚州走私出口的货物，总额较之于海上走私，顶多只有一成。以此推论，海上走私逃避的税收有多少？那是数十万贯，百万贯甚至更大的数字！
大宋在广州、福州、庆元府三个市舶司每年的收入，多少人视为财源死死地盯着，那总共也不过两百万贯罢了。
继续推论可知，如今南北双方的贸易额，将近大宋对南海诸国贸易额的一半，这是前所未有的，爆发式的扩张。
不过，大宋始终是天下最富庶的大国，朝廷自上而下都大手大脚惯了，攀附在大宋朝廷这株乔木的丝萝又太多，分去了无数养分。故而哪怕大宋每年岁入总计不下两千万贯，依然入不敷出。就算没有走私，一切都是明面上的生意，市舶司的收入正常增加百万贯，不过扬汤止沸而已。
这也就是临安朝廷能够容忍走私的存在，而且诸多官员兴高采烈插手的原因。
对大宋的官员们来说，这一块落在朝廷手里聊胜于无，落在自家手里，那可是妥妥的几世富贵。如何选择，根本不用犹豫。
官员们既然普遍都作如此想，期间种种不堪入目的场景，自然也落在史相眼里。
可史相从没有试图去阻止。
在上海行组建的过程中，贾涉曾经深入参与，还是许多规章的主要制定者。他在奔忙筹备的同时，也就了解了史相的心意。
皆因在史相眼里，这一注庞大财源，首先是他用来赏赐分肥，拉拢自家众多党羽的工具。
近年来史相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广，依附的官员越来越多，要让这群贪婪的狗彘吃饱，史相实在也期盼这财源很久了。
另一方面，史相身为大宋的宰执，自然也有高屋建瓴的眼光。
在史相看来，大宋在走私，北面大金也一样在走私，付出的还是珍贵至极的战马、人参、药材等物资。
两边各自以同等力度挖起墙角来，以大宋的富庶，绝对比北方任何一个政权都能支撑。况且大宋还获得了稳定会子币值的好处，比北方又胜过一筹。
史相或许还觉得，让那些崛起于草莽的定海军兵匪通过走私海贸享受富贵，有助于消弭他们南下劫掠的劲头。
但是，史相错了。
史相在政争的时候，常用富贵贿赂的手段，可他毕竟是个出身大族的读书人。他没有做过生意，没有吃过苦，没有接触过底层的百姓和官吏，没有经历过边疆的锤炼，对水面下许多事务的运行道理并不了解。
在北方，大金本身就是个空头傀儡，定海军以官方的身份直接主导贸易，又将贸易所得直接在军府内部进行分配。
这个新崛起的政权始终是建立在武力威慑上的，贸易体系只是给军队输血的工具。
又因为政权内部的绝大多数人，都盼着自己能紧跟着周国公郭宁，在政治上更进一步，乃至封妻荫子。
所以目前为止，大部分人劲往一块儿使，郭宁能保证内部铁板一块的局面，偶有自家人贪污分肥，立遭惩治。
过去两年的贸易，定海军本来就没有收税，所以压根就没有损失任何税收。但贸易所得的利润里，绝大多数都补充到了政权中急需用钱的各方各面，尤其军队的扩充，在此项上得益极大。
在南方，大宋面临的局面却正好相反。
贸易是要人去做的，在获得天量物资和利益的同时，要维持贸易路线、组建运输渠道、打通诸多节点、分配巨额好处，都需要人去操办，需要人力、物力、财力、权力的不断投入。
随着两年来的投入，大宋的疆域内，有的东西被建立起来，有的东西被迅速摧毁。
被建立起来的，是每一条贸易路线上利益相关的共同体，被摧毁的，则是共同体以外，大宋朝堂原有的律令制度和官府的管理能力。
按照大宋的律法，走私货物价值超过十贯的，就够得上死罪。官员包庇走私的，流放琼州永不放还。至于沿边境的军民百姓，本身十户一保，一户走私，十户连坐，若能检举揭发的，赏钱从五十贯到三千贯不止。
淳熙年间，大宋朝廷对走私违法进行清理，一时间杀得人头滚滚，以池州雁汉为大法场，黄州为小法场。
但这样的事，现在在淮南各地，已经不可能做到了。
海上的情形，贾涉不清楚。但在淮南各地，军队都成了走私队伍的护卫，官员被走私队伍豢养。主导走私的商贾们，力量越来越强，隐约开始和背后的保护伞分庭抗礼，甚至隐约把定海军当做了新的保护伞。
反倒是本来应该厉禁走私的淮南各官署，起初都从商贾手中得到好处，又因为贾涉的周旋，所以投鼠忌器，眼开眼闭；现在他们则发现，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