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了战国时代及战国以后，随着当时军事科技的不断进步，军队装备水平获得了大幅提高，参战国综合国力与后勤保障能力也得到长足发展，交战双方不仅有了锋利的铁制兵器，同时，还装备了当时非常先进的弓弩，其箭矢射程超过600步，攻城云梯和舟战钩拒等水陆攻防兵器，开始在军中普及列装。陆上作战时，具有快速反应与远程打击能力的骑兵，于野战中投入使用，实战频率逐步赶超传统步兵，并且在攻城夺塞的包围战中，开使运用地道战法等坑道战术，战争烈度与战役复杂性相对于春秋时代明显加强，有时一次交战的兵力投入，竟高达十万余人，战争相持数月甚至经年。
正因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政治形势与军事战略不断变化，战争规模进一步加剧扩大，使得自春秋以来的旧有指挥作战体系，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新军事变革要求，故而，专门替国君和主帅运筹帷幄的专职参谋人员，便应运而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比较早期的古代军队参谋长，是战国中期的齐国军师孙膑，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公元前353年，齐威王“……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因此，时任军师的孙膑，可以算是中国军事史上，有史可考的最早的专职军队总参谋长。
虽然中国古代军队作战序列中，军队参谋人员和军事参谋机构，在战国时期便以出现并开始发展，但对行使专职参谋职能的军事人员，职务称谓上却并非“参谋”，而是常以“军师”等各种特定称谓来指称该职。
而之所以李曜设立总参谋部，给各军配备“参谋长”并不让三帅、史建瑭等人赶到新奇，是因为在我国军事史上，最早出现“参谋”称谓的历史时期，正是唐代。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当时各节度使属员有“……行军参谋，关豫军事机密……”，所以说“参谋”之称谓，便是从唐朝肇始。后来我国现代军队职务“总参谋长”中，“参谋”二字的历史来源也正在于此。作为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麾下将领，“参谋”二字对于他们而言，再熟悉不过了。
只是……那“参谋”焉能跟李曜设置的这“参谋长”相提并论？这参谋长的权限简直快要赶上指挥使了！
“不止如此。”冯道似乎有意继续让他们惊讶：“参谋长与参谋军官必须对每一场战斗进行书面总结，并上交总参谋部作战处和战史处，作为分析和研究之用。总参谋部设总参谋长一名、副总参谋长两名、军需总监一名、纪律总监一名，下辖作战处、作训处、测绘处、战备处、机要处、战史处以及综合处。此次老师亲自担任了总参谋长，史将军及郭安时将军担任副总参谋长，张敬询从河中军械监掌监调任总参军需总监，原河中节度使府军议参谋张审任纪律总监。”
李嗣昭喃喃道：“……这么一来，兵部还用来干嘛？”
冯道笑道：“兵部现在有什么用么？今后也无非这么点用了……不过，某听老师曾有意进行一个什么‘军衔’体制，如果成真，怕是要由兵部主持此事。”
三帅愕然，史建瑭心中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他如今算是李曜的嫡系了，一方面知道李曜的各种改制，自己这样的嫡系肯定是能有好处的，另一方面也担心改制带来的问题。如今……只是希望右相仍如以往一般，什么事情都一早就想好了对策吧。
实际上对于总参谋部的构架，李曜的确很是费了些心思。特别是对于刚才那个军事主官与参谋长意见相左之后以谁的意见为准，李曜更是对比后世中国的情况之后才作出决定。
后世中国的总参谋部，作为军队总部机关最重要的一个军事指挥管理部门，在军队指挥架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军队总部机关人员的专业素质化建设，大力推进指挥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成为李曜穿越前，军队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当时有很多专家表示，在撤消七大军区之后，总部机关的管理负担和指挥负担都将大大增加，所以总参谋部的职能必须大力加强和细分，其运行机制也要作大范围调整。要使其充分发挥出军队大脑和中枢神经的关键作用。作为一个军迷，李曜也是曾经关注过的。
不仅关注，他还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作为一个军事上的伪德粉，他一直认为19世纪德国陆军科学高效的总参谋部体制，对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军队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当然不是随口一说，其实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就已经开始仿效德军的总参谋部体制，建立起了自己的参谋机构。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这种行之有效的指挥管理体制，最后却演变成了军队的“秘处”。为了保证军令政令的统一，为了维护军事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