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人上书，赵恒皆未置与否。
但他开始了第一步行动，
百姓的欠税。
欠了就要讨，讨的过程就会很惨忍了，胥吏过来，敲骨吸髓，不听，立即抓起来做牢。笞杖，让他们家破人亡。
王钦若便将这些情况，以及天下欠税数量写了奏折，递给赵恒。一千多万贯。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相当于唐朝一个国家半年的总收入。
赵恒大惊，问：“先帝不知？”
这个玩意儿有些不大好回答，却没有难倒王钦若，徐徐答道：“先帝知道，这是专门留给陛下施民恩的。”
赵恒大喜，立即下诏由王钦若主持此事，将这一千多万贯欠税全部免去，几千个关押的贫民一起释放出来。
但有一个问题，刘式仅是免去江淮的欠税。便差一点使朝堂震动，为什么王钦若免去天下的欠税，却平安无事？在史书上他是一个奸臣，主要原因就是与澶渊之盟后面的寇准做对，然而为何刘娥也要重用这个奸臣？寇准没有打压政敌吗？
这就是那个秘密。
自古以来经济可以开源。可以将面包做大，权利还是那个权利。
宋九在苏州还在思索制度，最后依然茫然。做得公平的不得不承认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它的秘密不是全民参政。那个扯了，全民参政，没房子的希望房价掉到一百块钱一平方，有的房的希望涨到一百万一平方。房产商希望涨到一亿一平方，至于老百姓死活，管房产商屁事！那岂不是乱套了。
所以许多国家掉到坑里去了。
真正的奥秘就在一个选举制度，承诺得好，才会选你，但做不到。下届马上就会落选，这逼得官员小心做事。
但就是这个民主的真正奥秘还有许多弊端，要取悦选民，还有数党掣肘，那么就不敢做事。或者做事拖拉。甚至为了拉选票，募选举资金，成为权贵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全民参政有屁的关系？
就是这种利弊参半的制度现在也不能执行，首先精英集团的反对，可以想像一旦执行下，会引起多少反响，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其次百姓还没那思想觉悟，更没有选举所必备的交通条件，更无法保障选举的透明度。
因此还回到原路上。
王钦若宋九是知道的，不过进入政坛后，也不大相信史书评价了，那是士大夫写的，肯定站在了士大夫的角度，因此让王钦若自然地发展，并没有干涉他的成长道路。
这次在苏州听到王钦若消息后，宋九便开始了反思，为何？
难道后来寇准就做对了，整天将澶渊之功挂在嘴上念，置皇帝于何地？
况且现在寇准就展现出那么多缺点，整是一个有头脑的中二青年。
最后才想清楚原因，那就是权利。
除了少数被五分收买下去的汉奸以及被洗脑的公知，若对外时，大多数肯定会热爱这个国家。但在一国之内，又会热爱自己的家乡。但在一家之内，又会热爱自己的亲人兄弟。这是群体动物的自然生存反应。
若是制度还是如此，那么皇帝如何治理天下，随着制度完善，想赵恒骑着马乱跑，那是不可能了，不出去便罢，一出去无数侍卫开道，根本就看不到百姓的真实生活。因此他只能听身边的人讲。
所以作为皇帝的手臂无外乎便是四种人，一是文臣，二是武将，三是外戚，四是太监与宠妃。
在宋朝太监与外戚渐渐失去作用了，因此争来争去，便是文臣与武将之争。
武将在赵匡义打压下也没有话语权了，于是便成了文臣一枝独大，但他们上面还有一人，那就是皇帝。
附庸皇帝肯定不大好，但皇帝反对的便坚持，也未必对。
不过这种潜意识，文臣便会自发地打压皇帝威信。特别是在北宋这种越来越开明的风气下。因此寇准是清臣，王钦若是奸臣。
这个也无所谓，可怕的是后面，随着皇帝权利缩小，变成了文臣一枝独大，但继续争，荫补的官宦子弟没有了话语权，从胥吏提拨上来的官员没有了话语权，成了科举进士天下后，仍在争。
明面上熙宁变法是保守党维护精英集团利益，实际就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争权。甚至最后演变为地域之争，朔党，洛党，蜀党，新党。
这才让朱元璋失败，朱元璋有惩宋朝党争之害，于是更加集中皇权，可最后呢，权利仍被大学士掌控，结果为了平衡，明朝许多皇帝不得不起用太监，东西厂，锦衣卫。
相反的，满清奴化，反而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想通了，宋九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