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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重的是，铸造利益的扩大使得小银元大量行。
大银元的铸造利益率只不过为2左右，但是纯度为82的小银元的铸造利益率却是1％左右，因此各省所铸造的银元中面额为二角的小银元占了绝大多数。
这样一来，大银元和小银元之间的法定比价就崩溃了，小银元的实际流通价格比面额更便宜。此外，铸造利益也使各省间产生了矛盾。，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确保湖北银元局所铸银元的销路，便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开设江南银元局，而刘坤一则置之不理，强行铸造银元。
以上种种理由说明各省的银元铸造给晚清的货币体系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出于铸造利益而滥银元，跟制钱铸造的不振一起加了“银贱钱贵”的现象。为了解决“钱贵”现象，有人数次提出了铸造当十铜元的建议，但鉴于咸丰年间行当十大钱的失败教训，清政府对当十铜元的行犹豫不决。
不过，在香港所行的“当十铜仙”广泛流通的广东，终于在1898年开始铸造最初的当十铜元。主事者是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接着，闽浙总督升允也奏请铸造铜元并获得许可。1898年2月，清朝政府劝告临江临海各省铸造铜元。由于“钱贵”现象严重，所以初期的铜元行在民间得到了响应，得以高出法定价值流通。但是，因为铜元高达30％—％的巨大铸造利益导致了滥，便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老百姓的生活严重的打击，更加加了清政府的财政赤字。
1898年3月底《北华捷报》的文章是以上述情况为背景的。从清政府来讲，不可能对这种“通货行的地方化”现象置之不理。
1898年，光绪帝令除湖北、广东以外，所有的造币厂停止铸银，试图依靠湖北和广东的两个造币厂来划一银元。但到六月禧便命令直隶总督荣禄在天津的北洋造币局继续铸造其掠夺财富。
不久，刘坤一的江宁造币局和李章的广州造币局，以及升允的福建造币局也先后获得了铸银许可。
结果统一银元的计划，为势力强大的督抚们的反对实际上是失败了。
五光绪帝又一次布上谕。除了湖北和广东以外。其余各省停止铸银。上谕特别说明元是以库平七钱二分来换算。京饷为地各种公共岁出入地30％可用银元来办理。但没过多久。江南、山东、四川、广东等仍然获得了继续铸银地许可。并且。清政府责令各省银元局提交有关银元铸造地报告书除了广东和云南两省外。户部没有接到其他省地报告书。这样。清政府试图统一银元地计划再次落空了。
维新派无法阻止地方滥钱币地势头。于是光绪帝决定在京师设立银钱总厂。
上谕：
各省所用银钱。式样各殊。平色不一为商民之累。自应明定划一银式。于京设立铸造银钱总厂。俟新式银钱铸成足敷颁行后有完纳钱粮关税厘捐一切公款。均专用此项银钱补平薪水等弊扫除净尽。
为了直接掌握造币权。光绪帝设立银钱总厂显示出要以银钱总厂地银元统一全国银元地意图。与1898年银元地使用比率不同地是。规定“所有完纳钱粮关税厘捐一切公款。均专用此项银钱”。
这与清政府直接控制造币权联系在一起。故而非常值得重视。
张分析了当前的情况后，叹道：“本来，为了统一货币，朝廷理当立即命令各省的造币厂全部停止铸币，中央对其进行接管，或者强制各省遵守中央所规定的银元样式和平色，但是朝廷却没有采取这些措施。除了皇上无权外，这些督抚们根本无法控制，已经是实际上的军阀了！”
张的话，让一旁的唐绍仪不时的打眼色，因为他这不是连张云飞也一块说进去了吗？
不过张云飞显然对别人说他是大军阀毫不在意，在张云飞看来，他不是像军阀，而就是名副其实的军阀，用不着藏着掖着的。
经过两次失败的中央政府，这次仍然未能对以各省督抚为中心的币制“分权化”现象施以压力。
唐绍仪见张云飞没有生气的样子，于是说道：“各省督抚之所以牢牢把住货币铸造权，抵制中央统一币制，主要原因是铸造利益在各省财政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本来清政府建立‘解款、协款’制度，即由中央来控制各省的财政收支，实行中央集权。太平天国时期，各省的财政实权落在督抚手中，其结果导致了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的完全瓦解。各省拥有不受中央控制的各种收入，而其中货币行的收入占重要比例。”
张接着唐绍仪的话题补充道：“以湖北善后局为例，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收入总额为两，而其中货币行的收益达746452~两，仅次于厘金(13352977~两)和土药膏捐(843019~两)，居第3位。当时田赋只有 00~两，而盐课盐厘也不过是607980~两，并且货币行的收入主要充当与维新相关联的经费或者练兵经费，以此可知货币行收益在省财政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过这些钱都没有给朝廷中央，而是地方上就给分了！朝廷虽然知道，但是也没有办法！”
唐绍仪为张云飞解释道：“地方之所以规避中央的币制改革，是因为地方行政和财政的内部构造上存在着所谓‘陋规’的问题。官员的俸禄非常低，地方官的收入并不能支付所需，更不要说没有俸禄的胥吏和衙役了。因此知县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