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开始，港片中的大陆人形象一直随着政治气候和经济发展不断变化，从最初的“人蛇”、“大圈仔”、“省港旗兵”、“北姑”到现在的“土豪”、“暴发户”，活脱脱就是一部港片的荣辱变迁史。当然不管称呼如何变化，大陆人在香港电影里始终没有逃出“负面形象”的牢笼。
大陆改革开放至今不过十余年，经济发展起步时间远落后于香港，这些年虽然发展很快，但在港人心目中，大陆居民生活依旧很贫困，甚至部分香港人将到港的大陆人视为从乡下来投奔自己的穷亲戚，这种穷亲戚自然是不招人待见的。
1990年上映的《表姐，你好嗨》，就是对港人对大陆人形象认识的一次具化体现。
片中郑玉玲被当作大陆人的代表将其身上的种种毛病被放大并加以讽刺，如爱喊口号、举止土气等，作为公安也有虐待嫌犯的行为，直接将嫌犯周文健装在行李箱里运到香港。
最搞笑的是香港人都觉得大陆人天生就喜欢唱革命歌曲，所以影片中郑玉玲从开场就唱着《我的祖国》，到和片中梁家辉老爸国共交战时变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绝的是在舞厅里唱的一首《南泥湾》，直接把梁家辉和其他客人的酒杯都震碎了。
因为根深蒂固的偏见和现实中的利益冲突，要改变港人对大陆人的形象认识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当然也不是一两部电影就能做到的，所以，当林宥伦坐在巩莉在香港新买的别墅客厅中，一直皱着眉头，提不起精神来。
巩莉拿着一瓶开好的红酒、两只高脚杯走进了客厅，往一只酒杯里倒满酒，递给林宥伦。
“有心事？”
林宥伦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拍拍身旁的沙发。示意巩莉坐过来。
巩莉端着酒杯坐下，将身体往林宥伦怀里靠了靠。
“怎么，刚下床就皱眉，厌烦我了？”
林宥伦刚在巩莉身上尝到了久慕的禁.果，听到这话便将巩莉的丰腴柔嫩的身体搂在怀里：“你觉得我是那种提起了裤子就不认人的家伙？”
“那我怎么看你闷闷不乐？”巩莉说着就把林宥伦的手拉到了自己的腿上。
林宥伦抚摸着巩莉紧绷的大腿，喝了一口酒，强压下了将巩莉重新抱回卧室云雨一番的冲动，把黄立成找他帮忙的事情和巩莉说了一遍。
巩莉拉了拉被林宥伦摸乱的短裙，红脸说道：“你傻啊，这种事摆明了吃力不讨好。你居然答应了？”
在香港待得久了。巩莉对港人对大陆人的偏见算是深有体会。也知道要扭转香港人这种印象有多难，所以她才觉得林宥伦不应该答应这件事。
“怎么说和黄立成也算是老朋友了，他以前也帮过我不少忙，所以不答应不行啊！”林宥伦无奈地说道。
“那你想好要怎么做了吗？”巩莉好奇地问。
“暂时还没有头绪。所以才这么苦恼啊。”
林宥伦揉了揉太阳穴，记忆中港片中大陆人形象最好的一部电影，当属临近回归时陈珂辛拍的那部著名的爱情片《甜蜜蜜》，但是那部电影有一个很大的限制就是背景的问题。
那部影片以邓丽君的《甜蜜蜜》做主题歌，故事是从男女主角相识的1986年开始，一直到邓丽君去世的1995年，分别来自天津和广州的两位内地青年，因作为母语的国语和粤语之差异，对香港社会有着不同的适应度。但最终在各异的十年人生命运之后，漂泊并相逢于更远的他乡——纽约。
如今伊人还未逝去，怀念伤感也无从谈起，没有了这一点，这部电影的经典味道肯定会被冲淡不少。
此路不通。林宥伦觉得自己应该换一个思路，把思维再放宽一些，他把玩着手里的酒杯，看着从自己怀里挣脱出来，起身倒酒的巩莉，心中突然想到了另外一部电影。
“有了！”
林宥伦打了一个响指，然后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巩莉有些好奇地回过头看着他，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灵感。
林宥伦放下酒杯，匆匆在巩莉脸上吻了一下，站起身来才向巩莉解释说：“多亏你，然后我才想到这部电影！”
“我？”巩莉眼中闪过一丝诧异的神采。
这时候林宥伦已经开始穿上外衣，看样子是准备要走。
“晚上一起吃饭，到时候我再和你详细解释。”
“可马上就到吃午饭的时间了，你确定这时候要走？”巩莉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林宥伦一看时间，果然已经十一点多了，这时候临时约人出来确实有点不合适，不过林宥伦要约这个人不存在这个问题。
走过来拍拍巩莉的脸，丢下一句“晚上等我”，林宥伦这便转身出了门。
坐上车，林宥伦立刻给王京打了一个电话。
“死胖子，吃饭了没有？”
“你以为我像你一样整天悠闲自在，正在片场苦逼的等盒饭呢！”
“不用等了，我请你吃！”
林宥伦告诉了王京一个吃饭的地址，没等王京答应就先挂掉了电话。
王京放下电话后犹豫了片刻，估摸着林宥伦找自己应该有什么要紧事，一咬牙，宣布剧组放半天假，走前还找剧务让他帮自己那份盒饭退掉。
到了吃饭的地方，王京进来就一屁股坐下，一边用手扇风一边吩咐服务生把房间的空调开大一点。
“什么事，这么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