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说：“现在讲到徐东海。说实话，从金融服务社到市民银行，我与徐东海一起共事了六年，我对他是有同事感情和友谊的，甚至在不断迁就他。如果拿老徐与我和我与陈行长的关系做比较的话，我和老徐还来得正面一点，我最近采取的一些举动，实际上是在拉他、促他。”
夏天说到这里，看了王显耀一眼，而王显耀则似信似疑地听夏天说话。
夏天解释说：“第一个例子，就说湖贝金融服务社对建华公司的贷款吧，是我成全他的。老徐刚来深圳的时候，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客户。当时建华公司是我联系了三个多月的客户，就说湖贝金融服务社开张那天，建华公司的柳树带着几十辆没有上牌的的士，浩浩荡荡开到湖贝路放着，然后找我开了户，见了庄总。几天以后，建华公司的柳树他们请我吃饭，我带了老徐去。到了后来停业了，我整天帮助金融服务社应付人民银行的检查，这建华公司便找上老徐继续聊，恢复贷款后老徐一口气给建华公司贷款4000多万元，引进存款6000多万元，仅每个月的存款奖就是四万多元。当时，我和老徐同为两个部门的信贷经理，但是行使的职权却不同，我是与老总一起参加决定贷与不贷的经理，而老徐则不是。但是，我知道老徐吃了我这个客户，一样表态同意贷款，没有为难他。第二个例子，我们在一起工作有不少时间下班后只要没有应酬，就是同路回家的，经常两人坐一辆的士。他因为住得近，半路下了车，从来没有掏过钱，我根本没有跟他计较钱的事。第三个例子，他被洪虎带走那阵，我在停车场与他对望一眼，两人都很心酸。后来，你在西丽湖开会后请大家吃饭，可能因为公安局通知我要去问话，你这顿饭有点送别我的意思。但是，这事除了你和我，旁人没有看出来。我顺着陈行长的话与老徐对酒，他把一杯酒洒了。事情过后我找他谈，他说：‘我们兄弟俩谁跟谁呀，不是对你有意见。’我也迁就了他。”
王显耀深入地问道：“徐东海也像你一样，谈了不少事情。最近的事情起因在哪里？”
夏天说：“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他是受了公安局问话的刺激，觉得在支行呆不久了。你看，他一方面感叹谁沾上朱赤儿谁倒霉，一方面又心甘情愿地沾上去，旁人只要稍为深思一下，不难找出答案。”
王显耀默然不语。
夏天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事情还得从去年国庆节前说起。当时，陈行长找他谈，说公安局提到安延公司有1000多万元的资金没有下落，湖贝金融服务社的人在安延公司报销了费用。老徐从陈行长办公室出来后，马上跟我说了这事，感叹说：‘看来呆不长了。’几天后，他先跟我谈，说有一个有实力的客户叫千汇公司在xx发展银行贴现了一个多亿，想把它挖过来，我们给他做贴现。我说：‘好哇。’但是，他后来谈的操作手段却是朱赤儿那一套。我提醒他说：‘你这一说很像老朱的手段，这个公司与朱赤儿有没有关系？’他说没有，只是千汇公司买了安延公司的车，被公安局拉走了。几天后，他拿来了材料，我叫任尔为去查询，果然是安延公司的二级企业。然后，我找了汪洋，请他对老徐点到为止，叫她特别点明：这是安延公司的企业，行里现在那么多事，就不要跟老朱挂上钩了。汪洋跟他说后，他到我的办公室拿回了第一次申报的材料。但是，老徐心里还是没有放弃给安延公司提供资金的想法，他怕我知道企业的底细，故意在此后经办贷款业务过程中，不将抵押物原件、贷款证原件放到卷宗里，说是要相信信贷员。同时，他还过分向他的部下和贷款企业宣传审查人员不能到企业。好像是说，你签你的字就是了，管那么宽干吗？这反倒引起了我的警惕，我在分析他想干什么？好了，元旦前他的计划出笼了，我不知道他在事先跟你说了没有，起码他跟陈行长说了并经他同意，又把安延公司的下属企业的贴现报上来了。”
这时，王显耀插话说：“他没有跟我说。”
夏天继续说：“当时，他对汪洋说：‘这笔贴现行长已经同意，要抓紧报。’我对这笔业务判断的是非标准是：如果他事先跟陈行长或是跟你说了这是安延公司的企业做贴现，行长同不同意？那么，老徐便没有什么错误。因为既然说明白了，这业务是做还是不做，行长可以分析利弊、展开讨论，能承担风险就做；如果他没有说是安延公司的企业，让行长和审查人员蒙在鼓里，在黑暗中摸索、排查，那就是老徐有心计的故意行为。后来，陈行长跟我说，老徐向行长说过多次，事先不知道是安延公司的企业，这就是胡扯！不仅汪洋跟他说了，任尔为也告诉过他，我们查封了千汇公司在千汇大厦的房产。行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正面理清是非，以端正他的态度，批评他的行为，表面上看似很宽厚，实际上是看着他出问题而不管。好了，正在这个时候，支行清收‘两呆’的奖金发放了，坏就坏在这批奖金数额太大，要照顾的面太广，产品开发部起劲地叫不合理。应该说，产品开发部中的营销员和陈鲁、申平有意见不奇怪，因为他们不懂得这奖金自己应该得多少。但是，像舒光荣、李国兰、徐东海这样的老同志有意见就不正常了，因为他们知道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