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里一位很有名望的老医生跟万慧来说:

“你看到马路口修理自行车的吧,经常有自行车里带被什么东西扎破了,到他们那里去补车的里带,多少钱?不贵,两块钱,但是他是补个自行车里带啊!我们的医生值夜班,经常接到急性心脏病患者,有时一抢救就是几个小时,等于是把心脏给补好了,给补上了,医生的夜班费是多少,也是两块钱!”

据万慧来的调查,他从不收取患者红包的,吃顿饭都非常罕见。

不仅这样,他有时还自己拿出钱帮组贫困的患者。

他说了这番话,万慧来记忆深刻:

“我们这一代没有什么,不是说我们怎么高尚,习惯了。过去就是这么过来的,后来者就不好说了,还得靠制度吧,光靠教育是不行的。呼吁考虑医生护士的待遇问题,虽然不能与日本韩国等国相比,起码别搞得太低了!”

因为人们有公费医疗,有些人错误地认为这是国家给的福利。

正因为有这个制度,医生才有饭碗,只要服务好就行了。

一位儿科的护士长说:

“小孩打吊瓶扎头皮针,每个家长都希望一针见血,让孩子少遭点罪,这是人之常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万慧来点头认同。

“但是大部分婴儿血管细如发丝,加上孩子大小、胖瘦、血管好坏各不相同,一天扎上百个甚至几百个吊瓶,要做到100一针见血是不可能的。有的家长非常急躁,有的则是暴跳如雷,甚至破口大骂,我们也非常为难,解释也不听。”

万慧来说:

“真的可以理解。但也只能让护士们苦练基本功,一扎一个准。”

护士长说:

“我们得考虑统计学上的概率,这是科学,国际上也是认可的。一针失败者,肯定存在,说不上落在那个孩子身上,从统计学上讲是个数字,可是对于孩子亲人讲则是100的痛苦,这真是没有办法,还是希望大家互相理解。”

万慧来每天跟医生们讨论,再找一些患者进行调研。

一方面是社会各界,对个别医护人员的不良医德医风,提出了批评,

另一方面大家也对医生职业的特性、医患之间,如何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基本上是在原有体制内,侧重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层面。

但是万慧来还是附上了自己的个人观点:

在医疗没有成为社会基本保障的坚强支柱,当国家没有更多投入而默认以药养医这个收入渠道存在时,再谈医德医风就显的非常伪善,甚至非常滑稽。

她个人觉得,这个问题绝不仅仅是个看病问题,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这是个社会道德底线问题,是一种社会疾病。

所以向上提建议,下最大决心、拿出巨额财政收入,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并再三申明,这是最低级的、最基本的、最应该马上做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往前走。

有个手术室的医生跟万慧来说:

“有的病人家属候在医院走廊里,瞅见我走过来,就往我白大衣口袋里,塞个东西扭头就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塞的是什么,人早就没影儿了。”

他叹了口气说:

“我非常理解家属的心情,无非是希望医生能尽力做好手术。但在我看来,作为一名医生,病人将生命托付给我,我自然会尽力做好每一台手术,这与红包无关。”

万慧来点点头,表示有同感。

“对我来说,患者家属每送一个红包,就是在给我“添一次麻烦”,因为每收一个红包,我就必然得往住院处跑一趟,耽误的时间也不少。为了拒绝红包,我还会“威胁”病人家属:“你把钱拿走,不然我就不做这手术了。”

万慧来知道这位医生的的手术每周都安排得很满。

在他看来,时间不是人们常说的“时间就是金钱”,而是“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能让病人少一份痛苦。”他说。

万慧来说:

“你们科有时一个手术下来就得10多个小时,连正常吃饭、作息的时间都不能保证。采我记得你们科的人说过一件事。”

“说我什么?”

“说你才做完手术,想在办公室休息,可刚躺下一会儿,隐约感到有人敲门。开门后,值班护士带着歉意说:平时敲门您一下子就醒了,今天我敲了三分钟您才醒,看来您是太累太困了,又来了个病号,还要请您去处理一下。”

“所以我经常给病人家属说:‘你们不要给我送红包,这是在给我添麻烦,我的时间太紧张了,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

他笑着说:

“拿着红包,我就得惦记着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该出院了,我得赶在病人出院前把钱送到住院处。”

万慧来感慨的说:

“感同身受,十分理解你的心情。你的心声,我会代为向上传递。”

几个月脱离科里的医护工作,投身到这样的现象调查和反思中,万慧来觉得一个人思索的重要性。

不久,陈娇来找她,跟她说自己和纪良已经结婚了。

万慧来很意外,话冲口而出:

“不是分......”

“分手了?是吗?那都不是一次两次了。”

陈娇低着头说:

“可每一次分手,我又去找他。我发现自己离不开他。”

他们原本计划在几年前就结婚,一拖再拖,到了今年。

在她家里的要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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