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哪怕是允许捕鱼也好。”
李东阳点点头，只有在饥荒的年代里面才会明白粮食的珍贵，现在海洋之中既然有无穷无尽的粮食，那自然是不能在墨守成规，死盯着祖制不放。
“只是想要解开海禁的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江南这边的士林肯定是会极力反对的。”
想了想，李东阳又觉得这个事情并不容易促成，对于江南这边的一些情况，他自然是知道的，以前也不是没有人提出过解开海禁，但几乎都是遭到了江南士林的一致反对。
这其中涉及到的利益非常庞大，涉及到的反对力量也是超乎想象，在明朝，江南士林的力量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到了中后期，几乎把控了整个朝政，所有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你我食君之禄当为君分忧，这利国利民之事，纵然是千难万难，也应奋不顾身去促成。”
周经点点头，却是一身正气的说道。
他虽然号称是猪扒皮，经常盯着弘治皇帝的内帑，同时也是经常朝弘治皇帝的脸上吐唾沫进行谏言，但说到底他整个人其实还是刚正不阿，敢于犯颜直谏的人。
曾上言说：“外戚家无功劳而求升官，没出力而求赏赐，加上举办斋醮游玩宴乐浪费无度，致使国库空虚，应该大力抑制”。
单单是这一谏言就将那些皇亲国戚给得罪了一遍，要知道弘治皇帝这个人是个老好人，所以那些外戚、老朱家的这些王爷什么的那是经常向他讨要赏赐。
像雍王朱祐枟请求收取衡州税课司及衡阳县河泊所的税钱，周经说不能答应。孝宗接受周经的意见，并命令从现在开始对于各地税收，王府不得提出请收的要求。
崇王朱见泽请求河南退滩地二十余里，周经说不宜给；兴王朱祐杬前后要求赐赤马诸河泊所以及近湖地一千三百余顷，周经连上三疏规劝。
还有弘治皇帝的两个小舅子寿宁候张延龄和建昌伯张鹤龄，这两个兄弟那是隔三差五都找弘治皇帝要地、要盐引、要矿山等等。
弘治皇帝是一个妻管严，又是一个心软的老好人，这两个兄弟的请求，几乎无不答应，而周经也是三番五次的上书谏言。
这几乎是将张氏兄弟两个给得罪死了，让张氏兄弟对他是恨之入骨。
从这些例子就可以知道这周经其实是一个堪比魏征的大臣，张廷玉对他的评价：经刚介方正，好强谏，虽重忤旨不衅。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看出来，其实明朝很多制度还是很不错的，朱元璋同志留下的一些制度还是很不错的，比如这个盐引制度。
但往往最先破坏制度的就是皇帝本人，以至于让好的制度没有办法一直有效的施行下去。
弘治皇帝虽然史书评价颇高，但他实在是个老好人，这老朱家的子孙、皇亲国戚等等那是经常找到要各种各样的东西，盐引、土地、税收等等，他几乎无不答应。
别的先不说，单单是盐引这个东西，他前前后后赏给张氏兄弟的就有几十万引，这盐引是可以直接去盐场提盐，然后拿出去卖的。
其他的商人需要辛辛苦苦的将粮食运到边镇去换取盐引，而这些皇亲国戚却能够轻轻松松的找弘治皇帝赏赐到盐引。
这占窝就极其的严重，盐场的产量是有限的，这些皇亲国戚的盐引自然是不能怠慢，那些辛辛苦苦运粮的商人换来的盐引却是提不出盐，这大大的打击了盐商运粮的积极性。
这也是盐引制度到了弘治朝就已经实行不下去的原因了，皇亲国戚占窝太严重了，以至于有些盐商的盐引排队需要排几十年才能够从盐场提出盐来。
自然而然就没有商人再会去傻乎乎的运粮换取盐引，这纳粮开中的制度就没有办法实行下去，边军用度没有了保障。
所以在弘治五年的时候，叶淇就上书该纳粮开中为纳银开中，盐商不需要运粮到边镇，只需要纳银就可以获得盐引。
一个个好好的纳粮开中的盐引制度就这样实施不下去了，不得不进行改变。
这一改变，虽然在短时间内让朝廷每年多了百万两白银的收入，但是后来这纳银的数量就越来越少，而边镇军费的开支越来越大，军需得不到满足，战斗力越来越低，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在明后期将大明朝廷给直接拖死。
说一千道一万，很多时候都怪不得下面的人，要怪也只能够怪皇帝，因为是他们自己最先不遵守游戏规则，破坏了游戏规则。
（扯的有点远，大家看看就好）
周经为人刚正，在户部尚书这个位置上做，他深知朝廷的艰难，也深知百姓的疾苦，所以看到这海洋捕捞收获巨大，他自然是想着要努力开海禁，让沿海地区可以下海捕鱼，获得更多的食物，养活更多的人。
这是于国于民都有大有利的事情，以前不知道还可以说得过去，现在亲眼所见，自然是不能不管，这是他一贯性格所致。
也正是因为他的正直，敢于直谏，所以弘治皇帝才会重用他，将他放到户部尚书这个位置上面，纵然是天天盯着弘治皇帝的内帑，有时候让弘治皇帝很生气，但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换掉他。
“周公所言甚是，我实在是惭愧！”
听到周经正气凛然的话，李东阳连忙敬佩的说道，李东阳这个人做事比较圆滑，考虑事情也比较全面、周道，但能够被弘治皇帝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