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刘璈的道员资格何时取得？刘璈早年确实投在左宗棠麾下襄办营务，因参予镇压浙江太平军有功，被左宗棠奏保为浙江台州府知府。然而，当左宗棠于同治六年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主持平定甘陇回乱时，刘璈却没能跟去，而是继续留在浙江官场浮沉。不过，至迟在同治十三年，他已由实缺知府改以道员候补了，而不必等到平定西域以后。
同治十三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奉命赴台交涉日军侵扰牡丹社事宜并筹办台防，经台湾道夏献纶举荐，刘璈被札委为总理营务处。从同治十三年九月至光绪元年二月的短短6个月时间里， 刘璈颇得沈葆桢的赏识，刘璈能由丁忧前的候补道改为丁忧后的遇缺题奏道，可能即得力于沈葆桢的奏保。这番际遇，成为刘璈日后得授台湾道的契机。
清制，父丧，儿子为官宦者须丁忧守制三年。光绪元年二月，刘璈因父丧回籍奔丧守制三年，至光绪三年五月始服阙。而左宗棠的筹划和收复新疆，恰好也是光绪元年至三年间的事情。这段期间，在籍丁忧守制的刘璈，显然是不能分身到新疆辅佐左宗棠了。
刘璈再次投到左宗棠麾下是比较晚些的事情。大概在守制期满时，刘璈考虑到自己日后的出路，可能曾与老上司联系。光绪三年十月十四日，左宗棠上奏请调刘璈到营“以候差委”。清政府下旨将刘璈交左宗棠差遣。由于通讯和交通落后等缘故，当刘璈奉旨赶达左宗棠营中，已是光绪四年底至光绪五年初的事了。光绪五年初，恰逢左宗棠部下总理关内营务处及统领三营军兵的王诗正丁忧，左宗棠遂将遗缺札委刘璈。同年下半年，兰州道出缺，左宗棠又“即以刘兰洲暂署”，从此，刘璈便逗留在关内兰州一带，可能并未出关到达新疆，和所谓的左宗棠抗俄斗争也不沾边。连横先生称左宗棠将刘璈“辟为记室”，显然是并不了解刘璈已负有具体职司这一事实。虽然在此期间上奏朝廷时，左宗棠免不了要为刘璈说些好话，但在私下里，左宗棠却多次函告他人，流露出对刘璈的不满。如于光绪五年底函告杨昌濬：“刘兰洲好察多疑，弟所不取。”〔5 〕光绪六年四月有两函谈瓜子沟番乱，认为刘璈应负一定的责任。〔6〕可见，左宗棠并不是十分赏识刘璈。光绪七年正月，左宗棠被命为军机大臣。这时，中国又因琉球问题与日本有隙，为恐日本重蹈故辙侵扰台湾，四月间，清政府在调贵州巡抚岑毓英为福建巡抚，前往台湾筹办防务的同时，又因台湾道张梦元升授福建按察使，遂简授刘璈为台湾道。其中，左宗棠是否在军机处起了作用不得而知，但是，刘璈在台湾时得到左宗棠的大力提携和称誉应该是影响这个任命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