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高敏芝这人性格泼辣，眼高于顶，但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实在是根深蒂固，高敏芝虽说受过几年教育，但是思想到底还是被束缚住了，纵然现在自己能够挣钱了，她也始终没有想过要跟李建华分开的问题，虽然这男人打过她，还差点掐死她。
在选地的问题上，高敏芝做出的选择也让李建华很满意，通过这件事，这两口子之间的关系倒是有了些好转，虽然还是有些别扭，倒不是一句话不说了。
苏玉兰一回到家，李晓梅就忙着跟她打听说了些啥，小姑子是个急性子，苏玉兰知道她是个好奇宝宝，也不卖关子，把事情从头到尾跟她讲了一遍，末了，还问了一句，
“你觉得这活儿分的怎么样？”
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相处，李晓梅在苏玉兰心里早就不仅仅是姑嫂之间的关系了，两人之间可以说是无话不说。
今天晚上这个结果正是苏玉兰求的，她特别满意，但是她也想听听晓梅的看法。
“分开是好事，不过大嫂和爹怎么就同意了？”
二嫂地里活是一把手，那几亩地的活儿李晓梅不觉得在苏玉兰这儿叫事儿，但是大嫂一向是磨洋工的，按爹的脾气在三哥结婚之前，不管提啥都不能提“分”，这俩人咋都能同意，李晓梅想不通这一点。
不过不管怎么着，对她和二嫂来说，能分开就是好事儿，而且
这下娘也不会来催她下地了，不耽误自己做活儿，也能看着点儿小宝儿，地里那点儿活二嫂一个人就能对付，她去不去都没事儿。
“晓梅，你想想村里谁家有壮劳力地又少的？”
不管苏玉兰说啥，李晓梅向来是跟着走，不用问原因的，
“大墩哥家地少，二嫂你咋想起问这个了？”
李大墩家里弟兄三个，早早死了爹，老娘一个人把三个小子拉扯大，家里穷，好不容易给李大敦讨了个媳妇儿，后来又添了两个孩子，二墩和三墩年纪一大把现在都还打着光棍跟老娘过日子呢。
村里分地的时候，他们一家还没分家，一家七口人分了九亩多地，大墩人老实，媳妇儿也不爱说话，村里就老有人打趣说大墩媳妇一个女人守着三汉子过日子。
这可不是什么好听话，老实人也不是分不出好赖话，分了地大墩两口子就坚决要求分家，大墩一家四口人按说得分四个人的地，但是大墩娘说，他们家孩子小，吃的少，二墩和三墩没媳妇儿，还要指着地给这俩人说媳妇，嚷嚷了半天，大墩媳妇顺从了，四个人分到了三个人的三亩九分地。
他家大小子只比晓梅小了两岁，早都能下地干活了，不到四亩地，三个壮劳力不光地里的活儿不够干，家里的粮食总也不够吃。
两家的地都在一个队上，住的也不远，苏玉兰一问，李晓梅就想到他家了。
对这个大墩，苏玉兰有些印象，很本分的一个庄稼汉，两口子都老实能干，苏玉兰决定就是他了。
李大顺往常每天在家吃了饭就到村部去，倒上一缸子茶水，把办公桌擦的一点儿灰儿都没有，就坐在桌子跟前喝喝茶，翻翻报纸，每天上午10点来钟，县城的邮递员都会把当天的报纸和村里的一些信件都送到村部来。
这时候李会计就要开了大喇叭广播，“xxx，听到广播到大队来拿信。”
大喇叭总是要重复上两三遍，有些人头一遍没听清楚，感觉又像是喊自己家的，就支楞起耳朵喊家里人都好好听着，看看到底喊的是不是自己家。
早些年村里只偶尔能有一两封信，自从去年分了地，心思活泛一些的在家里就待不住了，往外跑的人多了村里的信件也就多了起来。
那些外出要开介绍信或者什么证明的要到村部来找李会计，家里丢了鸡跑了狗，孩子到了饭点儿不回家吃饭的，都要找李会计用大喇叭广播，村长年纪大了些，不常在村部呆着，村里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儿就都落到了李大顺身上。
虽然都是些琐事，但又都跟村里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村里每年的各种指标，比如化肥指标、扶贫指标、培养进步青年入党的指标等等这些都少不得要找李会计添句好话，村里人不管谁见了李大顺都是紧着打招呼递烟往家里让。
除了儿子脑子有毛病，李大顺在村里的日子过的是顺风顺水，闺女前几年嫁到了县城的一个工人家庭，公婆和丈夫都是纺织厂的工人，结婚第二年又添了小子，公婆就更看重了，日子过的富足，闺女每次回娘家穿的都光鲜，手上也是大包小包的从不空手，村里人看着都羡慕，家里闺女长的出挑的也都暗自琢磨着想托李会计保门城里的媒。
处处被人敬着恭维着，李会计很受用，但是同时他又很谨慎，他肚子里是装了几两墨水的，村部的报纸每天都要被他翻上七八遍，各种政策研读的仔细，每一篇报道也都肯不落下。
可是最近这半年多，看的越多，李大顺越是琢磨不透，各种政策边行边改，合理不合理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是不一定是是，非也不一定是非了，长此以往世道会变成什么样？
对于土地承包耕种的政策，李会计是直道英明的，大锅饭的时候队上的人吃的什么喝的什么，现在各家各户吃喝的又是什么，这根本就不能比嘛？
不过这个政策一实施，人心就变了，散了，地一到户，经济独立了，各管各家的地，各收各家的粮，村里不少人家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