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这要算是最早的著名球星之一了。
高俅因踢球而发迹，告诉了我们这样两件事：一是宋代的皇帝和官僚贵族是喜爱踢球的，有些人本身爱踢球，有些人爱看踢球。
宋徽宗赵佶是个足球迷，他看了宫女踢足球后写诗道：“韶光婉媚属清明，敞宴斯辰到穆清。近密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再输赢。”
文献通考介绍：“宋女弟子队153人，衣四色，绣罗宽衫，系锦带，踢绣球，球不离足，足不离球，华庭观赏，万人瞻仰。”
sh博物馆藏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情景。
宋代社会上还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
据记载，北宋汴梁城和南宋临安城，在皇宫宴会上表演踢球的名手，就有苏述、孟宣、张俊、李正等；在市井瓦子里的踢球艺人，有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等。
宋代的足球和唐代的踢法一样，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
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
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已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
宋代制球工艺比唐代又有提高，球壳从八片尖皮发展为“十二片香皮砌成”。
原料是“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工艺是“密砌缝成，不露线角”。做成的球重量要“正重十二两”。
足球规格要“碎凑十分圆”。这样做成的球当然质量是很高了。
当时手工业作坊制作的球，已有四十个不同的品种，每个品种各有自己的优缺点。
制球工艺的改进，促进了踢球技术的发展；而制球手工业的发展又反映了社会需要量的增加。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至少在南宋时期，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
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活动的比赛组织和宣传推广，这是中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俱乐部；也可以说，它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俱乐部。
到了元代，关汉卿等人的散曲中记述了男女对踢足球的情景。
但这种男女对踢，已不是双方寻求自身的娱乐，而是以妇女踢球作为一种伎艺供他人欣赏。
萨都刺蹴鞠散曲中说：“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
可见踢球和歌舞一样，都是宴会上的伎艺。
“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的妇女，大都是“谢馆秦楼”、“鸣珂巷里”的“绝色婵娟”，可见踢球成了娱客的手段。
踢球娱乐的社会性已大大缩小，它不再是节日的活动内容，也不再是宴会上的节目，而是和放荡行为相联系的娱乐。
中国源远流长，本是四大古文明之中，唯一硕果仅存的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确定完全没有断绝过传承的文明。
四大文明一般指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及中国此4处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
而四大古文明也是比较合理的说法，其中四大古文明的意义并不在时间的先后，而在于他们为现在文明的发源地，亦可以说是一个创造点。
然而这种说法也只在中国流行，并没有得到世界范围的历史学界的公认。
因为这个说法据说并不规范，缺乏科学论证和史料的根据。
西方历史学也有类似于“四大古文明”的名称，比如“文明的摇篮”。
梁启超在其写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认为“地球上古文明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这是“四大古文明”概念的早期雏形。
后来人们将“小亚细亚”修改为两河文明中的一个重要文明巴比伦。
四大古文明都建立在容易生存的河川台地附近。
在北半球的两河流域、尼罗河、黄河、长江流域以及印度河、恒河流域相继产生了世界四大文明。
古印度代表了恒河与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古埃及代表了尼罗河流域的文明，古代中国即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文明，而巴比伦只是两河流域文明的一个重要时期。
四大古文明社会制度大多采用奴隶制国家政权则较晚诞生。苏美尔文明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文明。
四大古文明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他们利用神话来加强自己的专制主义统治。古埃及的法老自称是“太阳神的儿子”，古巴比伦的统治者汉谟拉比自称“月神的后裔”，中国的君主自称“天子”。
四大古文明都有自己的历法，一年都分12个月并且有闰月。各个文明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字。
印度河、黄河、两河流域的文明都使用陶轮制陶，埃及和两河流域都计算了圆周率，巴比伦和殷省都发现了勾股定理，印度则发明了阿拉伯数字。
这说法，却忽略了西方的古希腊文明。
世界文明史美国威廉麦克高希称“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公元前2500年、古代中国、古希腊是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提及“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
这些文明使欧亚大陆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