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统治者也无不雅好弈棋，他们以棋设官，建立“棋品”制度，对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与棋艺相当的“品格”（等级）。
当时的棋艺分为九品，《南史·柳恽传》载：“梁武帝好弈，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可见棋类活动之普遍。日本围棋分为“九段”即源于此。
（二）隋唐宋元
由19道棋盘代替了过去的17道棋盘，从此19道棋盘成为主流。
而随着隋帝国对外的政策，高句丽、新罗百济把围棋带到了朝鲜半岛，遣隋使把围棋带到了日本国。
唐宋时期，可以视为围棋游艺在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时期。
由于帝王们的喜爱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围棋得到长足的发展，对弈之风遍及全国。
这时的围棋，已不仅在于它的军事价值，而主要在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增长智慧。
弈棋与弹琴、写诗、绘画被人们引为风雅之事，琴棋书画号称“文人四艺”；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游艺娱乐项目。
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唐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图》绢画，就是当时贵族妇女对弈围棋情形的形象描绘。
当时的棋局已以19道作为主要形制，围棋子已由过去的方形改为圆形。
1959年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瓷质围棋盘，唐代赠送日本孝武天皇、现藏日本正仓院的象牙镶钳木质围棋盘，皆为纵横各19道。
中国体育博物馆藏唐代黑白圆形围棋子，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的50枚黑白圆形棋子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围棋的变化和发展。
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
所谓棋待诏，就是唐翰林院中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
当时，供奉内廷的棋待诏，都是从众多的棋手中经严格考核后入选的。
他们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艺，故有“国手”之称。
唐代著名的棋待诏，有唐玄宗时的王积薪、唐德宗时的王叔文、唐宣宗时的顾师言及唐信宗时的滑能等。
由于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围棋的影响，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
这种制度从唐初至南宋延续了500余年，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唐代始，围棋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渐越出国门。
首先是日本，遣唐使团将围棋带回，围棋很快在日本流传。
不但涌现了许多围棋名手，而且对棋子、棋局的制作也非常考究。
如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来唐入贡的日本国王子所带的棋局就是用“揪玉”琢之而成的，而棋子则是用集真岛上手谈池中的“玉子”做成的。
除了日本，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丽、新罗也同中国有来往，特别是新罗多次向唐派遣使者，而围棋的交流更是常见之事。
《新唐书·东夷传》中就记述了唐代围棋高手杨季鹰与新罗的棋手对弈的情形，说明当时新罗的围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三）明清
明清两代，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其表现之一，就是流派纷起。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三个著名的围棋流派：一是以鲍一中（永嘉人）为冠，李冲、周源、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一是以程汝亮（新安人）为冠，汪曙、方子谦附之的新安派；一是以颜伦、李釜（北京人）为冠的京师派。
这三派风格各异，布局攻守侧重不同，但皆为当时名手。
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期为士大夫垄断的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并涌现出了一批“里巷小人”的棋手。
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使得围棋游艺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
随着围棋游艺活动的兴盛，一些民间棋艺家编撰的围棋谱也大量涌现，如《适情录》、《石室仙机》、《三才图会棋谱》、《仙机武库》及《弈史》、《弈问》等20余种明版本围棋谱，都是现存的颇有价值的著述，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围棋技艺及理论高度发展的情况。
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提倡，也使围棋游艺活动在清代得到了高度发展，名手辈出，棋苑空前繁盛。
清初，已有一批名手，以过柏龄、盛大有、吴瑞澄诸为最。
尤其是过柏龄所著《四子谱》二卷，变化明代旧谱之着法，详加推阐以尽其意，成为杰作。
清康熙末到嘉庆初，弈学更盛，棋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家。
其中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四人被称为“四大家”。
四人中，梁魏今之棋风奇巧多变，使其后的施襄夏和范西屏受益良多。
施、范二人皆浙江海宁人，并同于少年成名，人称“海昌二妙”。
据说在施襄夏30岁、范西屏31岁时，二人对弈于当湖，经过10局交战，胜负相当。
“当湖十局”下得惊心动魄，成为流传千古的精妙之作。
（四）对外传播
到19世纪中叶后，日本的围棋水平赶上中国，并在其后的一百年间，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中国和越南的交往可以上溯到秦汉时期，西汉时曾置交趾郡，辖境包括今天越南的大部分地区。
此后，越南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围棋在越南开展流传的情况未见史籍记载，但估计不会晚于12世纪。
元至元中（1280左右），曾派徐明善出使安南（即今天的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