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5小说>军事历史>承德围棋故事>第一百二十五章、马少夺魁(5)

上层统治者也无不雅好弈棋,他们以棋设官,建立“棋品”制度,对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与棋艺相当的“品格”(等级)。

当时的棋艺分为九品,《南史·柳恽传》载:“梁武帝好弈,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可见棋类活动之普遍。日本围棋分为“九段”即源于此。

(二)隋唐宋元

由19道棋盘代替了过去的17道棋盘,从此19道棋盘成为主流。

而随着隋帝国对外的政策,高句丽、新罗百济把围棋带到了朝鲜半岛,遣隋使把围棋带到了日本国。

唐宋时期,可以视为围棋游艺在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时期。

由于帝王们的喜爱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围棋得到长足的发展,对弈之风遍及全国。

这时的围棋,已不仅在于它的军事价值,而主要在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增长智慧。

弈棋与弹琴、写诗、绘画被人们引为风雅之事,琴棋书画号称“文人四艺”;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游艺娱乐项目。

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唐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图》绢画,就是当时贵族妇女对弈围棋情形的形象描绘。

当时的棋局已以19道作为主要形制,围棋子已由过去的方形改为圆形。

1959年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瓷质围棋盘,唐代赠送日本孝武天皇、现藏日本正仓院的象牙镶钳木质围棋盘,皆为纵横各19道。

中国体育博物馆藏唐代黑白圆形围棋子,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的50枚黑白圆形棋子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围棋的变化和发展。

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

所谓棋待诏,就是唐翰林院中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

当时,供奉内廷的棋待诏,都是从众多的棋手中经严格考核后入选的。

他们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艺,故有“国手”之称。

唐代著名的棋待诏,有唐玄宗时的王积薪、唐德宗时的王叔文、唐宣宗时的顾师言及唐信宗时的滑能等。

由于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围棋的影响,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

这种制度从唐初至南宋延续了500余年,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唐代始,围棋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渐越出国门。

首先是日本,遣唐使团将围棋带回,围棋很快在日本流传。

不但涌现了许多围棋名手,而且对棋子、棋局的制作也非常考究。

如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来唐入贡的日本国王子所带的棋局就是用“揪玉”琢之而成的,而棋子则是用集真岛上手谈池中的“玉子”做成的。

除了日本,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丽、新罗也同中国有来往,特别是新罗多次向唐派遣使者,而围棋的交流更是常见之事。

《新唐书·东夷传》中就记述了唐代围棋高手杨季鹰与新罗的棋手对弈的情形,说明当时新罗的围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三)明清

明清两代,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其表现之一,就是流派纷起。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三个著名的围棋流派:一是以鲍一中(永嘉人)为冠,李冲、周源、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一是以程汝亮(新安人)为冠,汪曙、方子谦附之的新安派;一是以颜伦、李釜(北京人)为冠的京师派。

这三派风格各异,布局攻守侧重不同,但皆为当时名手。

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期为士大夫垄断的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并涌现出了一批“里巷小人”的棋手。

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使得围棋游艺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

随着围棋游艺活动的兴盛,一些民间棋艺家编撰的围棋谱也大量涌现,如《适情录》、《石室仙机》、《三才图会棋谱》、《仙机武库》及《弈史》、《弈问》等20余种明版本围棋谱,都是现存的颇有价值的著述,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围棋技艺及理论高度发展的情况。

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提倡,也使围棋游艺活动在清代得到了高度发展,名手辈出,棋苑空前繁盛。

清初,已有一批名手,以过柏龄、盛大有、吴瑞澄诸为最。

尤其是过柏龄所著《四子谱》二卷,变化明代旧谱之着法,详加推阐以尽其意,成为杰作。

清康熙末到嘉庆初,弈学更盛,棋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家。

其中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四人被称为“四大家”。

四人中,梁魏今之棋风奇巧多变,使其后的施襄夏和范西屏受益良多。

施、范二人皆浙江海宁人,并同于少年成名,人称“海昌二妙”。

据说在施襄夏30岁、范西屏31岁时,二人对弈于当湖,经过10局交战,胜负相当。

“当湖十局”下得惊心动魄,成为流传千古的精妙之作。

(四)对外传播

到19世纪中叶后,日本的围棋水平赶上中国,并在其后的一百年间,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中国和越南的交往可以上溯到秦汉时期,西汉时曾置交趾郡,辖境包括今天越南的大部分地区。

此后,越南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围棋在越南开展流传的情况未见史籍记载,但估计不会晚于12世纪。

元至元中(1280左右),曾派徐明善出使安南(即今天的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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