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串词了……
我叫李翠凤，女，25岁，马上要结婚……
李翠凤是个农村姑娘，家中几代都在地主家做长工。感谢华夏的解放，使她家摆脱了被剥削和压迫的宿命，从此站了起来。
作为村里，乡里，甚至周围几个乡镇中第一名首都大学的毕业生，李翠凤需要感谢的人很多，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父母与兄弟，更要感谢姜老师，哦，现在称她为“姜阿姨”，再过三个月，就要叫“妈妈”了。
第一次见到姜老师，还是首都刚刚解放的时候。那年，李翠凤年满6岁……
姜秀萍，岛青人，幼年时父母双亡，被一女中校校任职。1938年初，倭军占领岛青，此时姜秀萍的养母已经去世。她与学校几名进步的青年教师联络，一起去往革命圣地安延，参加了革命。
两年后，由于她表现出色，本人年轻，文化政治理论水平较高，又有丰富的革命经验，被推荐进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进修，并分到了高级班（第一班）。学习期间，姜秀萍与同班的孙承相识，相爱，并结婚生子。
1949年首都解放后，姜秀萍带着两个儿子留在首都，照顾公婆。她加入刚成立的首都教育局，并勇挑重担，组织工作队下乡开展扫盲工作。姜秀萍选中的第一个下乡地点，是北郊的西北旺乡，这里离城较近，交通便利，适合工作队开展工作。工作队的成员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分头进入各村进行宣传。
姜秀萍来到了分配给她的钱家川村。在村长的介绍下，她来到村长的堂弟李文家中，开始第一次工作。
李文有四个孩子，老三李翠凤是女孩，其余是男孩，这些孩子从大到小，每人间隔3岁，很是齐整。
姜秀萍的工作一个是说服李文夫妇，参加在村里即将开始的扫盲班，还有一个是劝说李文夫妇，在明年送适龄的李大龙、李二龙和老三李翠凤，去乡里正在建的学校上学。
李文是个有趣的人。他自小就是长工，不识字，但他有空时最喜欢听评书。他很仰慕评书中描述的那些身着长衫，满腹经纶的文人。所以原本没有大名的他，在解放后进行的人口土地登记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文”。
姜秀萍很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工作目标。李文不仅同意参加扫盲班，而且还主动配合姜秀萍向其他乡亲做工作。但第二个目标却遇到了点麻烦。李文很开通，他并不重男轻女，愿意让所有的孩子都上学，钱家川村距离乡里也不远，只有几里的平路。但就如同现在的贫困地区，在推广义务教育时遇到的问题一样，能吃饱饭，才是村民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李文家同样如此。钱家川村在百望山的山脚下，半山半平地，地产并不丰厚。李文家两口子种地； 12岁的老大李大龙帮他们打下手；9岁的老二李二龙和6岁的老三李翠凤，一边照顾3岁的弟弟李小龙（原本叫李四龙，几年后因为李文夫妇不再要孩子了，又觉得四龙不好听，所以改名为李小龙），一边在家烧水做饭，还经常去外面挖野菜，摘野果，捕鸟捞鱼抓兔子，时不时的贴补家里。
如果明年三个大孩子都去上学，李文夫妇带着最小的孩子，再下地干活，恐怕很难养活的了全家，而且农忙时肯定也忙不过来。这个问题李文无力解决，同时也是在整个农村工作中，都要面临的问题。姜秀萍仔细思考后，把问题提交到了局里，并提出自己设想的解决方法。她建议恢复并改良农忙假；采取更加灵活和务实的策略，合理安排农村学生的上学时间与授课方式；在扫盲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积极开展成人业余教育等多项内容。局里经过数次讨论，在多方咨询与论证后，完善了姜秀萍提出的建议，上交到了教育部。部里很快下文，要求局里开展试点工作。
姜秀萍当仁不让地参加到了试点工作中。她时隔数月，再次回到钱家川村，率先解决了李文家的学习问题。老大李大龙，年龄已经过了最佳学习阶段，并且自己也希望能尽快帮家里干活，所以姜秀萍安排他进了扫盲班学习（后来在弟弟妹妹纷纷上学取得文凭的刺激下，自己也念完了小学的课程）。老二李二龙上到初中毕业，因为乡里只有小学和初中，他不愿继续进城读高中，就回家务农。老三李翠凤最厉害，一直念到大学毕业。高中她是住在姜老师家（孙家宅子）的，和孙卫国一同学习成长，情投意合，后来两人结为夫妇。老四李小龙出生月份小，上学晚了一年，正好在姐姐考上大学开始住校时，他考上了城里的高中。李小龙同样住进孙家并念完了高中，毕业后与同样高考失败的好伙伴孙卫民，一起参军了。
姜老师以西北旺乡为中心，开展农村教育试点工作。随着不断取得的成绩，局里加大了对她支持的力度。她增加了人手，拉来了郑子芸，逐渐扩大了试点范围。她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就连刚出生的女儿都无法亲自照顾，只能送到托儿所。
天道酬勤，在她们不懈努力下，在试点工作取得了诸多成果时，她们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荣誉。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地肯定与接见后，她们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试点工作不断推进，直到1966年，时局混乱，工作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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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了的李翠凤，匆匆来到家里。她和正在家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