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娜.帕弗洛吉尼特.阿基里斯
著于第六纪2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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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纪273年，当恺撒大帝越过卢比孔河时，历史记载他感慨了一句：
“命运的骰子已经掷下了。”
事实上，再没有任何人比恺撒更清楚这句话的意义。
在他最早出任祭司之前，恺撒就是所罗门城里最资深的赌徒。不仅是在赌场上，也是在所罗门的政坛上。
所罗门城北面的卢比孔河，是他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按古所罗门共和国的规定，任何将领未经元老院允许，一旦带兵渡过卢比孔河，即被视为对所罗门城的彻底叛变。
渡过这条河，就意味着他要么扫平所有敢于反抗的元老，成为所罗门共和国里，至高无上的狄克推多独裁官。要么就沦为所罗门的叛徒，在万人唾弃中卑劣地死去。
如果不选择渡河，他回国的结局小概率是被暗杀，大概率则是与某些元老达成协议，通过大凯旋式剥去身上的军事权力，成为一名“元老爸爸们豢养的乖犬”。
最后他选择了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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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某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三到四次“掷下命运骰子”的机会。
每一次，都会永久改变这个人的一生。
因此，当很多历史学家并不明白，我的母亲为什么会选择抛弃尊贵身份，加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佣兵团离开东方时，我希望至少亲爱的读者能够明白，她其实只是在掷自己的骰子而已。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前，帝都政局已经对母亲相当不利。
一部分贵族和官僚认为，她应该担负起法兰克人背叛的责任。有种记载说是她当初力排众议，独自和维尼斯人签署了引渡法兰克骑士的条约。
稍有帝国政治常识的人都能看出，一份条约若没有两位共治皇帝的同时点头，怎么可能被下面的官僚毫无异议地遵照执行？维尼斯人也不是毫无外交常识的蠢货。
她真正失势的原因，在于正教会的态度转变。
虽然彼时正教会并不如西方的教廷兄弟般，拥有一言九鼎的莫大权势，然而在帝都内仍然享有崇高的声望。
在国是会议上，面对佐伊发动的政变攻势，正教会诡异地保持了缄默，这无疑给大部分中立派官僚贵族释放了信号。
正教会并不支持狄奥多拉陛下，这才是刺向母亲的最致命的一把利剑。
对于正教会的态度问题，民间传言是母亲在刚即位时，为了向西方教廷求援，曾考虑允诺按照西方公教的意思修改经典。
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原因。固然，当时正教会的阿历克塞阁下，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对正教会的冒犯。
然而因为一句甚至没有摆上台面的无心之言，就贸然决定了对一名陛下的态度，这不是帝国政坛的传统玩法。
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彼时无论是君士坦丁堡的官僚、贵族和神父，还是大部分的忠诚市民，都认为帝国迫切需要的是一名男性皇帝。
甚至在整个所罗门文化里，女性就是“不够理性”和“优柔寡断”的代名词。
虽然两位共治皇帝陛下，凭借从先帝君士坦丁陛下那里继承的政治声望，在帝国最高权力的层面暂时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然而这种平衡是脆弱的，只要已经成年的佐伊陛下选择结婚，那么威望和权力很快就会聚集到她的丈夫身上，因为这才是一位真正传统意义上的男性皇帝。
对母亲来说，这自然是最差的失势结局。而对佐伊来说，也不是非常美妙的结果，只不过是从和妹妹分享权力，变成了和丈夫分享权力而已。
而后者比前者还要难以应付。
因此，在国是会议上，佐伊发动的政变攻势，实际上是在给教会和官僚贵族们传达一个态度：
她不愿意和任何人分享权力，无论是她的妹妹，还是她未来的丈夫。还你六十年（娱乐圈）
这迅速引发了帝都秩序的混乱，由于生命囚笼之墙不容许任何生命体通过，因此墙内和墙外几乎被彻底隔绝。
教会在囚笼边缘设置了二十八个通行点，允许内外居民排队进出。
每个点都有至少一位教会半神负责驻守，任何进出者都会被灵性扫过身上的每一个细胞，确保没有任何隐藏的生物可以逃离生命囚笼。
然而我的母亲明白，教会不可能长期维持生命囚笼之墙，因为金角湾对面的法兰克人正在攻打市区。
帝都绝不可能同时在两边维持战争。
她的猜测是正确的。仅仅是在第四天，教会就被迫撤去了生命囚笼之墙，转而采用更隐蔽的检查方式。
许多历史学家对于苍青之剑佣兵团，避开教会搜查逃离君士坦丁堡的方式，持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猜测，在此我只能援引和母亲的实际交谈，在这里略微地透露几句。
在一艘前往港口城市拉雷德图斯（rus）的货船上，某个包裹严密的箱子里，堆满了大量的图书，它们从君士坦丁堡的印刷工坊中被印刷出来，即将送往拉雷德图斯的市立图书馆。
由于船只运载货物太多，半神没法仔细检查每个集装箱里的每一个货物（试想，如果某艘船只运载的是几十吨芝麻，难道半神要将每一颗芝麻都检查过去？）。因此，他们只能粗略地扫描船上的生命体。
于是命运骰子投出了一个好的结果。狄奥多拉女皇从历史正文中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