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砰”
苏刑轻轻的敲响了《中国青年报》副总编李善的家门。他的手上着四瓶茅台，两条中华烟。
虽然有些肉痛，但苏刑还是按照苏城送礼的两倍分量来置办了。他的母亲王丽珍很支持，说“宁可腾空了家底，也要把苏城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并把留给苏东元的烟酒都给拿了出来。
要不是这样，苏刑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起这样一份礼。他估计，等到把重要媒体的重要人士拜见了，老爹苏东元的烟酒，也就差不多告罄了。
李善“哗”的拉开了大门，然后隔着纱门，问：“你找谁？”
这是个中等身材的瘦弱男人，细长的眼睛，薄薄的眼睑，看起来有些孤傲和冷淡。他披着一件土黄色的外套，里面的毛衣乱糟糟的，脖子里还钻出一截浅蓝色的棉线衣。
苏刑活了二十年，从来没有求过人，此时不自觉的小声了，说：“是李总编吧，我叫苏刑，也是北大毕业的，就是来看望一下。”
听他的口吻，好像是看望退休工人似的。这就属于个人经历的问题了，苏城在穿越前，面试了数十家公司，在生活的压迫下，炼出了超人的脸皮和胆色，穿越到了80年代，他向着目标冲锋的过程中，也一步步的锻炼了自己，做过工人，搞过行政，当了老板，玩了政治，比许多人一辈子做的事都多。苏刑却是在父母的滋养中生存长大的，深夜送礼的事儿，还真是第一次做，一不小心就说错了话。
李善用细长的眼睛，审视着苏刑，一会儿才推开纱窗门，道：“进来吧。家里人多。”
他的语气平常，主要是不想邻居们听见他们走廊里说话的声音，才把苏刑放进来的。李善住的是报社自建的简易楼，四层高。一面是栏杆走廊，一面就是房子和采光的小窗户，不光房间里的墙薄，门前的窗户身就是透音的。
客厅内果然有好几个人。苏刑小心的将烟酒放在门边，紧挨着暗红色的电视柜，然后慢慢的直起身来。
这是个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的房子，客厅不小，铺着塑料的地板革。显出家庭的殷实。正对门的墙边。放着一组黑色人造革长沙发，背后是一面照片墙，密密麻麻的贴着二三十张黑白照和几张彩色照片。面前是用玻璃板压着白色绣边桌布的茶几。两边各有一个同款黑色单人沙发。
长沙发上坐着个40余岁的女人，大约是李善的妻子，聚精会神的看着电视里的《上海的早晨》。声音开的很小。斜对着房门的一张单人床上盘腿坐着两个孩子，约莫初一初二的样子，也聚精会神的看着电视，对苏刑的到来不闻不问。
李善同样没把苏刑当作一回事，说了声“坐”，就自己先坐回了藤椅上，然后点了一支烟，又递了一支烟给苏刑。
苏刑坐到了茶几旁边的椅子上，背后就是脚踏的缝纫机。他说“我不会”。李善就自然而然的放下了，没有再让的意思，问：“你是哪年毕业的？”
“87届。”苏刑大声道。
“声音小一点，老大在里屋补习呢。”李善在老婆严厉的目光下，嗑了一下烟头，微微一笑说：“才毕业两年啊。”
“是。毕业两年多了。”尽管有母亲王丽珍的讲解说明，苏刑还是有种强烈的耻辱心。曾几何时自己要小声说话了？不管是上学还是工作的时候，他都没有如此被动过，送礼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只有想到苏城也有这么一遭的时候，他的感觉才好一些。
其实。苏城见面就报身份的，而且前打听消息。知道不好说话的，还会拉个熟人校友做介绍人。他是中文系的学生，单论个人的社会资源，比苏刑丰富的多，仅次于苏东元罢了，所受到的待遇和他是完全不同的。
毕竟，苏刑的身份只是苏东元的儿子。要是放在年后，许秘书说不定还会主动帮忙，可在80年代的环境下，他就只能孤军奋战了。
李善却把苏刑当作是单位或者下属单位的年轻人，有一句没一句的给着话。李善的老婆还不时的斜眼看过来，有催促他走的意思，或许是看在鼓囊囊的四瓶酒和冒出头的两条烟的份上，她才没有出声。
这其实又是苏刑的一个小失误，他怕人看到送礼的样子，所以把礼物包的严严实实，中华烟和茅台酒尊贵的身躯根不能显露出来。要不是李夫人有经验，甚至看不出里面装的是酒水还是水果。
苏刑真想一赌气走了，晃了一下身子，干脆说正事，道：“李总编，我听说大华实业有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我今天来，就是了这件事。”
“那个记者招待会，我们要派资深记者去的，已经定好人了。”李善拍着脑袋想：“你是今年调过来的？我这个人的记性啊，你是在哪家子刊？”
《中国青年报》下面的子刊有好几个，其中不乏重量级的全国性报刊，包括曾经发表基础五小报道的《青年参考》报。李善是刊的副总编，因不记得苏刑了，故而以他是下面哪个子刊新调入的年轻人。
苏刑听他说资深记者，以《中国青年报》要着重报导大华实业的记者招待会，不高兴的道：“我不是你们的记者，我是中宣部的。”
“中宣部？”李善稍挺了一下腰。
苏刑观察到了他的细微动作，心情好了一些，才解释说：“我不是代表中宣部，我是以个人的身份来，想请中国青年报，不要参加这个大华实业的记者招待会。”
“你个人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