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中元年，或者应该说是大清昭和元年的元宵节，过得并不安稳。
剃发令造成的伤痛还没有平息，北京附近的百姓们，就又负担上了新的沉重包袱。清廷虽然依靠剃发令，已经抄没了许多士绅的家产，但多尔衮还是感到军资不敷使用，因此又在和内阁商议以后，命内院草拟了增加岁入的办法。
于是不仅三饷尽复，而且在辽饷、练饷、剿饷以外，又新增了一项东师饷。
北方百姓的负担，显得尤为沉重了起来。
清晨树枝上厚厚的雪还不曾被惊扰，整棵树都低垂着头，歪歪斜斜地倾侧着。整个山谷都是悄悄的，似乎是怕惊醒谁的沉睡。
炊烟缓缓地向天空升腾，院门被费力地打开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已经剃成辫发的百姓悄悄地循着脚印前行，笔架山始终在那屹立着，柳河依旧被封冻大半，不再流动，人们于新年见面也只是随意寒暄两句，微微地点头。
天空弥漫着飞雪，太阳是不会出来了，只有西风悄悄地吹着。
过去让北京百姓觉得如糖似絮的雪，此时只让这些亡国之人感到十万分的悲痛与肃杀。
胡骑踏雪而过，战马的四足深入雪中近半，摄政王多尔衮也在满洲众多亲贵的拥簇下，立马山冈之上，眺望着清朝大军的总动员和行军。
范文程穿着一件厚厚的貂皮对襟大褂，连连搓着手说：
“今次大举，将兴兵三十万南征，尚倍于获鹿，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
满洲的重要宗室诸王贝勒之中，豫王多铎已前往陕西、英王阿济格则在山东济南领兵、礼亲王代善在北京留守，其余的有力宗室，以济尔哈朗为首，以下的衍禧郡王罗洛宏、承泽郡王硕塞，及贝勒博和托、博洛、尼堪、硕托，镇国公艾度礼，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喀，全数随从多尔衮出征。
多尔衮骑在马上，他看着这一排满洲的宗室亲贵们，全部都在自己的麾下俯首听命，终于感到大清国的实权完全落入了自己的手中。
这，是那老谋深算、自以为万全的皇太极，曾经预料到的情况吗？
他看着这样一支庞大、强悍的军队，心中油然而生不可思议的豪情。大清在获鹿大战以后，依旧能够聚集处这么一支可怕的军队，那么还有什么是多尔衮做不到的呢？
“数月之间，练兵治谷，合辽左强兵、幽燕军器、蒙古快马为一军，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
多尔衮志得意满地说：“发炮启行！”
几十门礼炮同时奏响了清军的进军乐曲，除了这些满洲宗室以外，另外还有臣服于清军的蒙古外藩王公、背叛了豪格的三顺王一顺公等部汉兵，大军聚集，民夫不可计数，人流人海，充塞于铺满雪花的京师大道。
剃发令的效果是很显著的，多尔衮不在乎人们留的是什么发型，他在乎的是让所有人被迫效忠于他、臣服于他。
对于那些不愿意效忠和臣服的人，剃发令也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正可以用于剥夺他们的家产。
此刻在多尔衮的手中，在大清的国库里，满洲人已经掌握了一笔高达三千余万两白银的巨额财富。
大顺的二千万石米麦粮食，大清的三千万两巨额白银，孰高孰低，谁能够胜出一筹呢？
京畿一带的勋贵、高官、望族、士绅门第，已经遭到了满洲人火焰焚烧一般的扫荡和掠夺。他们多年来靠着兼并和贪墨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此刻完全落到了多尔衮的手中。
摄政王以这笔天降横财中的一部分，用来犒赏和收买八旗将士。剩下来的财富数额依旧高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可是摄政王居然还嫌不满足，又以三饷和东师饷做了再一次剥削。
对于一部分汉族文官的反对，多尔衮对此反认为：
“此次南征，成则为忽必烈，败则为完颜亮。不至武昌，大军绝不北返，满洲大兵如若战败，我军亦无北返之机，留燕北之民一线生机有何益？”
北国的雪花不停地飞舞，纷纷扬扬的大雪，如蝴蝶般满世界上下翻飞。飞累了的瓦灰色的雪片，就一层层叠落在纵横的沟坎、山梁上。
白洋淀已经完全结了冰，和一年前的景况比起来，这一年的冬天气温反而有了些许的回升。
多尔衮早就习惯了关外的苦寒，怎么会担心北京的天气？他忧虑的是，如果这回升的气温继续升高，那么留给清军突破黄河天险的窗口时间，就将会越来越少了。
摄政王问投降清朝的明廷重臣冯铨：“江南有音讯了吗？”
很早以前，南都政权就有遣使到北京联络清廷。但是后来南都政权发生了三镇进京的内战，三镇虽然成功拥立了福王称帝，但亲近大顺，以李建泰、苏观生为首的另一派拥唐、拥鲁势力，兵力也不弱。
在江南地方根基深厚的东林一党，同样有可能重新竖起拥潞大旗。
冯铨因此建议清廷从此处下手，通过外交上对弘光政权的强力支持，吸引南明倒向联清制顺的方向。
这一战略对于弘光政权来说，首先是外交上获得清廷的认同，依旧很有价值——毕竟崇祯太子还在北廷手上作为傀儡；
其次，则是因为大顺控制着湖广和山东，从两个角度包围江南，对弘光政权形成居高临下之势。以远交近攻的地缘利害关系来看，南明的确是采用联清制顺的方针，显得较为有策略性。
冯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