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恂标营士兵在城门下把袁时中逮走一事，已经是闹得满城风雨了。全城军民百姓都在困惑，到了现在这个时刻，到底谁才是忠、谁才是奸？
千里走单骑的袁时中，难道真的是一个要和闯贼里应外合的奸细吗？
一些有人脉、有渠道的搢绅领袖，已经开始活动起自己的社会能量，想方设法地要从侯恂、史可法两位制台的身边，挖掘到相关的消息来。
大家都知道史可法和侯恂两人相处得很不愉快，所以史可法也没有在剿总官署办公，而是于公署附近另置别苑，避开了侯恂，自己一心安静办理部务。
这段时间以来，史可法的别苑虽然比不上侯恂官署那般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可也算不上幽静。别苑的门外，一样是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辆，每日里都有徐州的头面人物找上门来，要求见这位天下闻名的东林大才。
史制台是一位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人物，他虽然名满九州，可对找上门来求见的一般士人，也都亲诚爱护。
从史可法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一般年轻士人的额外爱护，的确是让淮徐一带的青年士绅们，大感敬仰和消受。
可是今天，在袁时中被侯恂逮走，生死不明的这个关键时候，史府别苑的大门却关了起来。从中午到傍晚前，不知道有多少绅士递来名刺，想见史制台一面，全城人心都系于史可法一身的时候，他却闭起了门来，让人猜度不到制台大人的用意何在！
在侯恂那边，他手下的标营士兵同侯恂本人，并没有长年累月恩威并施积累下来酿成的人身依附关系。
这些所谓的“家丁”，其实差不多都是侯恂从北京南下的时候，从京城市面上临时招募的一些市井无赖罢了。
他们并没有为侯恂不顾一切效死的打算，侯恂为泄一己之愤，命令这些士兵将袁时中逮走的做法，不仅是让徐州百姓产生了极大的恶感，就连这些标营“家丁”，也多抱有异议。
“袁将军单骑来归，真是好比关云长爷爷一般的人物，咱们的制台大人，干嘛就要把他给枷起来呢？”
袁时中已经被逮入了侯恂设在徐州校场旁的军营里，军营外围则很有一些闲散的标营家丁议论纷纷，大家都对侯制台的做法深感疑惑和不解。
有人掰着手指，一边唉声叹气，一边说道：“闹不明白、闹不明白呀，侯老爷这一发癫，咱们全都要跟着完蛋。我看徐州也是没几个兵能打仗了，咱们哥儿几个再不找条出路，那不是死在东虏手上，就是要死在闯寇手上啊。”
另有一人则啪的一声拍桌道：“嗨！还说什么呢！现在谁人不晓得侯老爷家里那位公子栽在了归德城里？他老人家如今非要杀了袁时中报仇雪恨，咱们又上哪里说去！”
“这叫个什么事儿呀？闯贼把制台大人的公子杀了，又关袁将军什么事？制台大人怎么这样地不明事理？还不如市井屠夫啊。”
围成一圈儿的标营家丁们，要么是在唉声叹气，对徐州的前途感到了无希望；要么就是在指摘侯恂的做法，完全顾不上什么上下尊卑之别；还有一些头脑活络的人，则已经开始盘算起了后路，准备弄条船，赶紧走运河逃去南方。
标营家丁都是这样一幅样子，徐州的守军主力就更加不像话了。
这样的一派惨淡景象，也难怪了侯恂没办法找上李来亨这个正主报仇。只能欺负一下失去了所有军队的袁时中，冲着这个对待朝廷忠勇一心的悍将无能狂怒。
侯恂对标营的战斗力很不放心，所以他才加倍地笼络于永绶和高谦两人。这二位，虽然的确是抛下了友军的刘肇基，阵前逃亡擅自跑了回来，可架不住他们手里有兵啊！
而且就侯恂的观察来看，于永绶和高谦这两千部队，虽然也谈不上多么精悍善战，但比起自己这支标营部队来说，还是能打的多。
现在徐州的形势已经是风雨飘零，什么时候让东虏，或者是叫闯贼攻破，都只是一刹那的事情。
真到了那个时候，侯恂就只能指望于永绶和高谦能护住他，把他救去南都。
至于在以后的事情，侯恂想到徐州如果都被攻破了，那么漕运断绝、南北隔绝，崇祯还不一定有办法处置到他呢。
所以侯恂这才会突然升起一股复仇之志来，准备在从徐州撤离以前，先在袁时中身上好好泄泄自己心头的这股无名火。
“此辈无赖之徒……哼，贼终究是贼！”
袁时中被标营士兵逮到校场军营以后，侯恂就把命士兵把他绑到了一根柱子上，使人以沾水的皮鞭反复抽打。
此时正是秋后微寒的时节，这一鞭接着一鞭上去，袁时中登时就被打得不成人样，浑身皮肉绽裂，鲜血横流。
他已经有好几个时辰没喝过水了，嘴唇起皮龟裂，嗓子里发干，勉力说出的一句“我无罪”，也只有旁边行刑的那名士兵能够听清楚。
抽打袁时中的那名士兵，听到他再三说出的“我无罪”以后，心中也忍不住升起一片恻隐之心来。
可是侯恂百般催促鞭打，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听命而行。于永绶和高谦都坐在侯恂的一旁，高谦刚刚给侯恂献上了一部他的《守汴日记》，书里大肆鼓吹他是明军防守开封的首要功臣，又大吹大擂高谦自己如何擅长对付闯军。
侯恂对高谦这部文采洋溢的日记，并没有全盘相信。只是眼下徐州时局危殆到了这样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