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8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叛逃！
委员长在日记中写道：
“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工农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辈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望其自觉回头耳。”
汪精卫是早期追随国父的革命志士之一，又因刺杀摄政王载沣一事在国内外暴得大名，在国党内也是排名前几的大佬，如果不处理好汪精卫事件，不仅会降低委员长在党内的威信和统治力，甚至可能造成国民党派系分裂，以及全国统一抗战路线。
在经过两天慎重的考虑之后，委员长终于做出了处理汪精卫出走事件的处置方式。
派人立即通知英美大使馆，称汪精卫“并未获得授权去向任何人谈论和平问题中国不仅不会考虑日本人的和平条件，而且正在积极准备付出更大的努力继续进行抵抗”，向英美表明抗日的态度，避免因汪精卫出走，影响了争取外国援华制日的外交策略。
公开发表声明，斥责日本人意图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是向汪精卫一行人表明态度，间接劝其迷途知返。
为此，委员长特别发布了《揭发倭寇阴谋昭告世界》：
“灭亡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其侵略并吞之手段与心事已毕露无遗，所缺者只待中国受其欺蒙、受其威胁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罢了。事实已经明白显露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还要想在虎颔之下苟求余生，想以和平妥协的方法求得独立平等的生存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
表明汪精卫出走是其个人行为，并无政治意味，同时动员报纸舆论不要为难汪精卫等人，避免过激言论将汪精卫逼上不得不降的境地。
“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与中央与国民政府亦皆毫无关涉……故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
他还给汪精卫留了一丝余地，可是，汪精卫在叛国的这条道路上已经永远不会回头了……
……
孟绍原，身先士卒迭歼钜寇，忠勇奋发达成任务有事实证明，歼灭顽寇获致胜利。特授三等宝鼎勋章！
孟绍原又多了一枚勋章！
“你救了夫人，很好。”戴笠的语气平和：“不过，这事不宜大事声张，所以你的这份功劳也就没有了。”
“报告戴先生，绍原不为立功而来，只为报效党国，报效领袖！”
“有这个觉悟好。”戴笠微微点头：“委员长和夫人，让我代他们转达谢意。委员长同时嘱咐你好好干。”
“多谢委员长勉励，绍原一定不辜负委员长信任！”
“绍原啊，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戴笠欲言又止。
不好。
大事！
戴笠居然用了这样的语气？
孟绍原提心吊胆：“戴先生，什么事？不会有谁要砍我的脑袋吧？”
“砍你脑袋还用和你商量？”戴笠啼笑皆非，随即正色说道：“刚刚我接到长沙方面密电，我军统局长沙站站长何秀明忽然暴毙身亡。”
暴毙身亡？
“长沙是个大站！”戴笠皱着眉头：“可最近一段时候，却接二连三的出事。日军占领武汉之后，中日暂时出于相持阶段，可是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长沙。为此，之前何秀明派遣了一个特工队，秘密潜入新墙河东南岸日军控制区进行侦查，可是特工队刚刚到达的当天，就被日本人给一锅端了。
之前，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派遣了一个同志打进了日军内部，在101旅团担任高级翻译，代号‘鸽子’，由何秀明直接领导，可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身份忽然暴露，被日本人所逮捕。”
长沙站内部出问题了，而且问题就出在何秀明的身边。
“内部一定出现问题了。”戴笠把孟绍原的心里话说了出来：“能够知道这么绝密情报的，有四个人，长沙站站长何秀明，副站长甘海源，书记阮逸泉，作战总指挥窦立新。本来我还怀疑何秀明最有嫌疑，可他忽然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是不是要我奔赴长沙，找到这个内奸？”孟绍原明白了。
戴笠点了点头：“没错，就是这个意思。长沙的局势比较复杂，甘海源、阮逸泉、窦立新都是老资格了，要人有人，要权有权，派其他人去，一个处置不当，很容易激起内变，而且将会使得人心涣散，兵无斗志，所以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去最合适。”
“戴先生，按您这么一说长沙是个鬼门关啊！”孟绍原顿时叫起苦来：“长沙我一点都不熟悉，人家都是地头蛇，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我看那，干脆您一个命令，把他们以开会的名义全部召回重庆，然后逐一审问，不就什么都弄清楚了？”
“那么简单我要你去做什么？”戴笠一瞪眼睛：“这三个人都是有功之臣，甘海源和阮逸泉还得到过委员长的接见嘉奖，而且军统长沙站是他们一手建立并且壮大起来的，如果查来查去他们没有问题，他们心里会怎么想？还会那么卖力的为党国效劳吗？”
说到这，口气放缓不少：“绍原，你好歹也是上海区代理区长，级别和他们一样，而且人机灵，反应快，遇到危险能够用自己的办法处置……这样吧，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