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这所指的正是古典中国最典型的两个特征，礼制社会和民族服饰汉服，极大地区别了中原民族和周边民族，而最原始的民族主义——华夷之辨，也是以此为基础，孔子为此也说过，“微管仲，吾等披发左衽矣”。
但这种原始的民族主义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重文化认同，而轻忽了血脉认同。
并不是说古代人不重视血脉认同，恰恰相反，汉人从其诸夏祖先开始就极为重视血脉的延续和纯洁，但这种如同空气呼吸一样的生物自然习性，也就没有必要那么突出地说了，只在做的时候表明人们对民族血脉纯度的重视：对祖先的祭奠，谱写家谱，给异族冠以蛮、戎、夷、狄、胡等明显区别于诸夏人的称呼……
而汉人及其祖先对纯血血脉的重视还表现在词汇上，正因为重视血脉，汉语中才会有“背宗忘祖”、“数典忘宗”之类的词汇，并且骂人的话中，“野种”、“杂种”等才属于最难听污秽的词汇。
但是，诸夏和后继的汉人一惯强势先进，使得这种血脉认同就不像文化认同那般需要强调了，这导致了文化认同提得好像比血脉认同多——因为没有必要。
当然，文化认同的强调超过血脉认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儒家学说的上位。
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确立了正统地位，这种学说说不上不好，相反，在古代而言，是相当出色的学问，尤其是大一统思想。奠定了中国的大一统传统。
可是，儒家学说中有一个思想，名曰“大同”。
这个思想本质上是好的，可问题在于，太过超前，可以看做是古代的“多元文化政策”一类存在，也正是这个思想，将汉族逐渐忽悠瘸了。
随着儒家学问的僵化，儒臣从古儒逐渐变成了对统治者妥协的犬儒、腐儒，尤其是异族入侵后。腐儒、犬儒对异族统治者的投降，在异族统治者的支持下，这些可以冠之以“汉奸”之名的儒家败类学者就根据儒家“大同”的梦想编织出了一箩筐的谎言，为他们的异族主子正名，以显示异族统治汉族的正当性——换句话说，这帮龟孙不仅自己当奴才，还要忽悠所有汉人一起当奴才。
可悲的是，因为时代的限制，以及儒家学说在中国大地上处于正统地位太久。这些汉奸又得到了异族统治者支持，反对者又统统被“文字狱”之类的方式干掉或者镇压了，没有人反驳之下，真正的是谎言千遍也成真理。做得最绝的就是满清了。
但“文化认同”这种存在的基础，终究是“民族”，而“民族”这种存在的基础，还在于“血缘”。
所以。当以血脉认同为基础的现代民族主义学说传入东方后，被儒家忽悠得瘸了的汉族终于重新重视起“血脉认同”来，又有近现代外敌压迫。终于，新式的血脉认同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完胜了犬儒的“文化认同论”，血浓于水的汉人将假惺惺举着“孝悌大义”的满清统治者踢了个稀巴烂，让他们滚到了应该待着的地位去了。
当然，文化认同并没有因此从汉族中消失，而是逐渐恢复了其原本的样貌，那就是和外族不同的风俗习惯作为民族特有的特征。
因此，汉族的认同就成了血脉和文化的双重认同。
至于古典中国时代文化认同的两个要件——礼制和汉服，前者因为中国的与时俱进，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而后者则非常可惜，因为满清的剃发易服，造成了数千年传承的汉服被人为地制造了传承断层，以至于到了现代社会，还有无知的人说着无知的话语，说汉服是被时代淘汰。
但稍稍让人安慰的是，随着外国强势文化入侵，当人们发现，中国近现代学习西方的文化在缺乏抵抗力的同时，自己的古典传统文化却有着更强大的抵抗力，如汉服，就有人在努力进行复兴。
这不仅是一种民族辨识的标志，也是一个巨大的新兴产业，这是在从西式审美为尊的服装、时尚相关产业中，搏杀出中国自己的产业结构的伟大努力——要知道，西方式审美霸权之下，话语权在西方企业，这使得两片布制成的衣物就能卖出天价，而利润大头全归西方，若是中国自身的服饰体系能够复兴，将等同于从西方相关产业中夺得大块蛋糕，那代表的是审美的标准和市场！
不过，汉服复兴运动却碰到了一个和艾诺面对荀彧时一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将古典服饰切入现代生活，从体现社会阶层的作用，真正变成体现一个民族审美和民族特征的作用，换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如何让汉服符合现实潮流问题。
而最终，艾诺和汉服改良者们意见一致，那就是将汉服分为正装和时装，正装循古制，时装更加自由、时尚，而从改良效果来看，回应还不错，领地内的领民们都很喜欢，当然，荀彧等儒家士子相对难以接受一点，不过荀彧这样的儒士有一点很强，那就是对新事物还是很能接受的。
事实上，儒者完全顽固僵化是满清时代的事情，在明朝时期，虽然八股取士制度使得儒者的思想比前朝相对狭隘，但还达不到满清那种榆木脑袋的愚蠢境地，这使得明朝时期依旧有大量进步现象存在，明朝士大夫在明末更是掀起过西学东渐的运动。
所以，当最后艾诺祭出民族主义学说，以及与时俱进的理论后，荀彧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