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怕秋季旱，人怕老来难。
——撒拉族谚语
腾格尔是巴德尔的孙子、达来的儿子。由于爷爷和父亲都是大蒙古国的功臣，因此，腾格尔自小就和忽必烈的儿子一起玩耍，享受到皇家子弟的待遇。
自古以来，帝王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十分微妙。父王一般对皇子们怀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延续皇家的江山；同时又非常忌惮他们急不可待，图谋篡权。皇子们多事踌躇满志，跃跃欲试，又对父王心存敬畏，整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此，皇家父子们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悲壮的大戏。
忽必烈一共有12个儿子。长子朵儿只早亡。因此，一般都把孛儿只斤·真金作为忽必烈的嫡长子。
1243年，忽必烈召来中原的海云禅师询问佛法之事。恰逢妻子察必生下二儿子。他便请海云禅师为自己的孩子摩顶取名。
海云禅师认为人世间万物当中真金最为珍贵，所以给忽必烈的儿子取了个汉名——真金。
真金在少年时代跟随忽必烈到漠南管理汉地的事务，因此在蒙汉交接的金莲川（在今天内蒙古和河北省交界的地区）生活，接触了一大批汉人儒士。
忽必烈把真金的教育任务交给了汉儒姚枢、窦默，并且让腾格尔、土木各儿和刘秉忠的儿子王恂等作为真金的伴读，接受汉家三纲五常和先哲格言的熏陶，把《孝经》作为启蒙的课本。
真金和王恂的关系最好，对他百依百顺，经常听他灌输为学之道和历代治乱的道理。真金对汉学十分感兴趣，勤学好问，与王恂的关系比其他蒙古贵族孩子的关系还要好。
腾格尔对真金轻视蒙古本族的传统、崇尚汉学不以为然。他们之间渐渐地产生了分歧。
王恂朝夕不出东宫，陪伴在真金的身边。其他汉臣的子弟也与他相处融洽。
忽必烈对真金的期望很高，在真金18岁的时候封他为燕王，领中书省事。建立枢密院之后，忽必烈又封20岁的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
真金实际上每月只有两次到中书省巡察一下，平时把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事务都交给王恂去处理。
真金的做法让腾格尔的心中十分不满。他回家的时候向父亲达来发牢骚道：“燕王真金过分亲昵汉人。平时只关心汉诗和汉事也就罢了，如今把自己的工作也交给了汉人。”
达来低声对腾格尔说道：“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可以了，不要到处乱说。真金可是大汗瞩目的接班人啊。”
腾格尔不高兴地说道：“让这样的人领导大元，岂不是亡国之君？”
蒙古传统的汗位继承制是举办忽里勒台大会推举贤人。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获得统治权以后，
姚枢、张雄飞等汉人大臣纷纷建议他采用汉地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确保汗位有序接班。
1273年3月，忽必烈采纳了汉臣们的建议，下诏立30岁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
真金从小耳濡目染汉人的文化，为他以后坚定支持汉法做了铺垫。他的政治前途也与汉人儒臣息息相关。他喜爱讨论儒家经典与历代史籍，经常与诸王近臣在习射空暇讲论《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经典。
每当忽必烈生病的时候，真金特别孝顺，整天守在病榻旁边。
他听说母亲察必皇后中风以后，连衣服还没有穿好就前赴探望。
察必皇后去世以后，他终日不吃不喝，深切怀念母后。
他穿的衣服洗不出来了，命令侍臣重新染色还要继续穿。
侍臣提议换一件新衣服。
真金说道：“即使做上一百件新衣服也不难。我看这件旧衣服还没有破，丢掉太可惜了。”
总之，真金是大元皇室中受儒家思想最深的一位。
1274年，真金奉大汗之命赴甘肃的临洮，护送前一任帝师吐蕃人八思巴返回吐蕃的萨迦（今天西藏的萨迦）。
腾格尔本来借此机会回家。
忽必烈却要求腾格尔陪同真金前往吐蕃。
腾格尔跟着真金在吐蕃滞留了两年。他看到真金不仅担任施主在后藏的曲弥仁莫（今天西藏日喀则县曲弥）举行盛大的法会，由八思巴现场讲经，向7万多名喇嘛供应饭食、黄金和袈裟。参与者加上老百姓多达10万人。
腾格尔发现真金对佛教特别入迷，请八思巴讲授佛教的基本教义，还编写了《彰所知论》。
腾格尔在吐蕃负有内政外交的重任，打探征服印度或是从吐蕃北上讨伐反对忽必烈的西北诸王、打通与伊儿汗国相联系的道路。他还掌握了本钦贡噶桑波与八思巴不和的信息，回到大都以后向忽必烈启奏。忽必烈很快派遣桑哥前往镇压。
1279年初，腾格尔和真金回到了大都。
这时候，忽必烈对实行汉地法制的兴趣日益减少，转而重用回回人阿合马理财。
刘秉忠、史天泽、赵璧等汉人重臣已经相继去世了。
汉臣的地位降低，一时无力抗衡阿合马，因此都把希望寄托在真金的身上。
汉臣串通了在朝廷为忽必烈服务的道士李居寿。
李居寿借做法事件的机会对忽必烈说道：“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预国政。”
其他的汉臣也在一旁劝谏让太子理政。
忽必烈下令36岁的真金开始参与朝政。凡是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的事都先上报真金，然后再奏闻忽必烈。
一次，江西行省献来丰厚的礼品。
真金将礼品全部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