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一年只喝四次酒。每年他都会在生日前一个星期到运动场和我碰头，然后在圣诞节前两星期再碰头一次。每次他都要我替他弄一瓶酒。跟其他犯人一样，他拿在狱中做工赚的钱来买酒，另外再自掏腰包补足不够的钱。一九六五年以前，肖申克的工资是每小时一毛钱，一九六五年起调升到每小时两毛五分。我每瓶酒抽百分之十的佣金，因此你可以算一下，安迪·杜佛尼要在洗衣房中流多少汗，一年才喝得起四次酒。
在他生日的那天早上，也就是九月二十日，他会狠狠喝醉，当晚熄灯后再醉一次。第二天他会把剩下的半瓶给我，让我和其他人分享。至于另一瓶，他在圣诞夜喝一次，除夕喝一次，然后剩下的酒再交给我分给其他人。一年才喝四次，因为他被酒害惨了。
他告诉陪审团，十日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当晚发生的事只记得片片段段。其实早在那天下午，他就已经醉了：“喝下双份的荷兰勇气。”他说。
琳达离家出走后，他决定去找他们当面理论。在去昆丁家的路上，他又进乡村俱乐部的酒吧喝了几杯。他不记得曾经告诉酒保要他第二天看报纸，或对他说了什么。他记得去便利商店中买啤酒，但没有买擦碗布。“我为何要买擦碗布呢？”他又问。其中一家报纸报道，有三位女陪审员聆听这些话后，感到不寒而栗。
后来，在过了很久以后，安迪和我谈话时，对那个店员为何作证说他买了擦碗布有一番推测，我觉得应该把他当时说的话约略记一记。“假定在他们到处寻找证人的时候，雷德，”安迪有一天在运动场对我说，“他们碰到这个卖啤酒给我的店员，当时已经过了三天，有关这个案子的种种发现，也已经在所有报纸上大肆渲染。或许五、六个警察，再加上检察官办公室派来办案的探员和助理，一起找上他。记忆其实是很主观的事情。他们一开始可能只是问：”他有没有可能买了四、五条擦碗布？‘然后一步步进逼。如果有够多的人一直要你记得某件事，那种说服力是很惊人的。“
我同意，确实有这个可能。
安迪继续说：“但是还有一种更强大的说服力，我想至少不无这个可能，也就是他说服自己相信他真的卖了擦碗布给我。这个案子是众所瞩目的焦点。记者纷纷采访他，他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当然更威风的是，他像明星般出现在法庭上。我并不是说，他故意编造故事或作伪证。我觉得有可能他通过了测谎，或用他妈妈神圣之名发过誓，说我确实买了擦碗布，但是……记忆仍然可能是他妈的非常主观的事情。我只知道：虽然连我的律师也认为我所说的有一半都是谎话，但他也不相信擦碗布的部分。这件事太疯狂了，我那时已经烂醉如泥了，怎么还会想到把枪包起来灭音呢？如果真的是我杀的，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呢。”
他开车来到岔道，把车停在旁边，静静地喝啤酒和抽烟。他看到昆丁家楼下的灯熄了，只剩下楼上一盏灯还亮着……再过了十五分钟，那盏灯也熄了。他说他可以猜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杜佛尼先生，那么你有没有进昆丁的屋子，把他们两人给杀了？”他的律师吼道。
“没有，我没有。”安迪回答。他说，到了午夜，他逐渐清醒过来，同时宿醉的感觉开始让他不舒服。于是他决定回家，睡一觉后，第二天再像个大人般好好冷静地想一想，“当我开车回家时，我开始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就让她去雷诺办离婚吧。”
“多谢，杜佛尼先生。”
检察官从椅子上跳起来发言。
“你用了最快的离婚方式，不是吗？直接用一把包着布的点三八左轮手枪解决她，对不对？”
“先生，不对，我没有。”安迪冷静地说。
“然后你又杀了她的情夫。”
“不是这样，先生。”
“你是说，你先射杀了昆丁？”
“我是说我谁都没杀，我喝了两夸脱的啤酒，还抽了警察在岔道找到的随便多少根的烟吧，然后便开车回家，上床睡觉。”
“你告诉陪审团在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之间，你曾经想自杀。”
“是的，先生。”
“因此去买了一把左轮枪？”
“是。”
“杜佛尼先生，我看你不像是想自杀的人，如果我这么说，会冒犯你吗？”
“不会，”安迪说，“不过你看起来也不像特别敏感的那种人。如果我真的想自杀，大概也不会找你谈我心里的苦闷。”
庭上一阵窃笑，但他这番话并不能赢得陪审团的同情。
“你那天晚上带着你的点三八口径手枪吗？”
“没有，我已经说过了——”
“哦！对了！”检察官讽刺地微笑道，“你把它扔进河里了，是吗？在九月九日的下午，扔进皇家河中。”
“是的，先生。”
“在谋杀案发生的前一天。”
“是的，先生。”
“真是太巧了，不是吗？”
“这无所谓巧不巧合，是事实罢了。”
“我相信你已经听过明彻警官的证词了吧？”明彻带人去搜索庞德路桥一带的水域，安迪说他把枪从那儿扔到河里，但警方没找到。
“是的，先生，你知道我听到了。”
“那么你听到他告诉法庭，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