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福伯是我们村庄最德高望重的那个人，我们小时候见了他，都有些害怕，因为他总是不苟言笑，阴沉着脸。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两邻家连畔种地，为了地界发生了械斗，张姓人家说，对方收割了他家三行麦子。李姓人家说，对方把麦子种在了他家地里。双方争执不下，打得血头烂面，没有人能够压住他们的火气，后来，两户人家都找到全村最德高望重的金福伯，请他断这场官司。
我记得那天，金福伯坐在他家的大槐树底下，呼噜噜抽着水烟，对两户人家看也不看一眼。围观的人群静悄悄地，不知道金福伯会怎么断。金福伯抽饱了水烟，让长工扛来了两麻包麦子，堆在大槐树下，对张李两姓人家说：“没这三行麦子，饿不死人。多了这三行麦子，也发不了财。谁觉得他吃亏了，就把我这两麻包扛走。”说完后就回家了，关上了院门。
围观的人群面面相觑，张李两姓人家也面面相觑，他们都没有想到金福伯会这样断案。后来，人群悄悄散开了，张李两姓人家也羞赧而归，两家的地畔上多出了一尺宽的地界，谁也不愿再种。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记忆很深。只是那时候，我不明白其中的细节，长大后，我才想明白了。
我们村里有一个寡妇，带个孩子凄苦度日，寡妇的丈夫上山砍柴，回来后就死了。寡妇守寡多年，没有人敢敲她家的门。打哑巴嘴，踢瘸子腿，敲寡妇门，挖绝户坟，这是乡间人认为的最缺德的事情。
有一天夜晚，村道上突然响起了喊声，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到了寡妇门前，从寡妇的床上拎起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是个货郎。过去，村庄里没有商店，货郎挑着担子来往于村庄之间，担子里放着针头线脑、小孩玩具冰楞锤之类的小玩意。全村人都认识这个货郎，甚至连我们孩子都认识。我们一看到他，就远远地追着喊：“风来了，雨来了，货郎挑着担来了。货郎货郎看马戏，边看马戏边放屁……”货郎一听到我们喊，就放下担子，气急败坏，大声叫骂着追我们。我们一哄而散，货郎站在原地，不知道该追哪一个。接下来的好多天，我们都很开心。
那天晚上，村庄里的几个光棍把货郎和寡妇五花大绑，押到了金福伯家门前，要求乱棒打死这个货郎。在过去，这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事情，是要受到严惩的。货郎吓坏了，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金福伯走出来，人群立即安静了。金福伯先把寡妇叫进家门，然后又把货郎叫进家门，等到他再走出来的时候，突然宣布说，把寡妇和货郎一起赶出村庄，永远不准再回来。
货郎家在几十里外的另一座村庄，他带着寡妇和孩子回到了自己的村庄。——罄矗我们村庄里有人说，在集市上看到货郎和寡妇置办年货，两个人都喜气洋洋?
金福伯是我们村庄的乡绅。几千年来，中国的村庄，就是依靠乡绅文化，得以绵延不绝。村庄里的大小事情，不是依靠官府来解决，而是依靠像金福伯这样的乡绅。乡绅比官府更了解中国农村，更了解中国农民。
我把金福伯和另外两个人让进了房屋里，点燃柴禾，烧水沏茶。王细鬼对金福伯点点头，就扛着铁锨下地了。
水还没有烧开，我给金福伯装上水烟，金福伯边抽着，边问我：“这些年在外头干啥哩？”
我不敢在他的面前说起自己闯荡江湖的经历，金福伯是一个异常正气的人，走路总是挺直脊梁，谁也不看，脸上不苟言笑，冷得像一层霜。他从村道上走过，坐在院门口解开扣子奶孩子的女人，赶紧掩怀逃进大门；正在说说笑笑的男女，也赶紧禁了声，悄悄散开。我如果说自己做了贼，算过命，骗过人，进过窑子，金福伯非得让人揍扁了我不可。
我说：“在外头混日子哩。”
金福伯又问：“咋个回来的？”
我含含糊糊地回答：“骑马回来的。”
金福伯继续问：“这些年在外头干啥哩？”
我犹犹豫豫地说：“唉，给人熬活哩。”
金福伯把水烟顿在桌子上，声音沉重，我娘听到声音不对劲，惊慌地抬起头来。
金福伯冷冷地说：“过半个时辰，到祠堂议事。”
金福伯说完后，就站起身来，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另外两个穿着长袍短褂、拄着拐杖的人也跟在他的后面离开了。我娘惊慌地问道：“他伯，他伯，这是咋的咧？”
金福伯转过身，脸上换了一种和颜悦色的神情，他对我娘说：“细鬼家的，没啥事，就是和娃拉拉家常。”
金福伯他们离开后，我娘惊恐地问道：“呆狗，你在外头都干了啥事？”
我说：“没干啥事。”
我娘说：“没干啥事？那你金福伯为啥生气？”
我心里发虚，我从小到大看到金福伯都心里发虚，但是在我娘面前，我不能露出胆怯，我梗着脖子说：“他要生气，管我啥事。我一会就去祠堂，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祠堂在村子中央，场院宽阔，里面摆着列祖列宗的画像和牌位，还有村子里几大姓人家的家谱。谁家娶了媳妇，添了人口，也要在祠堂里列名。如果村子里出了dàng_fù和贼娃子，则就要从祠堂里除名。祠堂，是那时候的乡民心中最神圣的地方。
远远地，我看到祠堂，就心中发怯，莫非金福伯都知道了我这些年在江湖上做过的那些事情，要不然，他怎么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