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边上的店掌柜跟这位年少多金的公子说了很多当地的民情文化，聊完天，他收到令他十分满意的酬谢——客官扔在桌子上的碎金子。
朱由校给完店家谢礼，花钱雇了二十几匹快马，带着二十几个锦衣卫随从奔向了附近的村落。形势比朱由校预想的要严重，他去的这个村落基本上都是自耕农，而且已经出现了两成的村民逃荒现象。经过亲自询问，虽然有两成的村民逃荒，但是当地的胥吏还是要征收十成的赋税。有的整个村落都是属于某个豪门地主的私产，那他们完全就是佃户，根本不需要像自耕农那样交税。不管税收的少还是多，最吃亏的都是这些缴纳大部分税款的自耕农。
太岳相公张居正的身影顿时在皇帝的心中高大了起来。丈量田亩，看起来是一件原理很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张居正不知道要得罪多少利益集团，才能做成这种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大事。
张居正身后，四百年来对他的评论不绝于史。当他刚被夺谥抄家，榜示“罪状”之时，确实由上而下地掀起过一阵腥风恶雨，怨者纷起，投机者蠢1动，亲近者也试图洗脱和他的关系，舆论上有过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时，不少人都竞相对张居正泼污水，唯恐声讨不力，甚至说他是“万古之罪人”。但是，所有这种种的喧嚣，都不过是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是没有持久生命力的，因为它们违背事实、悖离情理，广大臣民和后代论史者均难接受。
历史最多情，它对于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人和事，都会给予应有的肯定和表彰；历史又最无情，它对于一切祸国殃民，逆乎潮流发展，一切奸佞污秽的人物和言行，都将给予态度鲜明的揭露和批判。历史又是最敏锐而明断，它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物活动的多样复杂性，或前后迴变，或正面与负面兼存，或言行悖离，或主观与客观难求统一，都能够深入辟里，实事求是地还其本来的面目，不为各种主观偏见所左右，其功其过其善其恶其美其丑，都将有恰如其分的评价。
把纵观历史的眼光拉回到现在，朱由校看着眼前这群衣衫褴褛，腰间勒根草绳的农民就在田野里辛勤耕作。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花了几百两银子买了这些村民的一些价值远远不足的农产品。这些村民很高兴，他们不知道从哪来了一个傻1子来花如此高价买他们的一点粮食。朱由校带着几十名侍卫回到他早上订下的客栈住宿。躺在客栈简陋的榻上，朱由校在思索张居正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历史悲剧往往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注定。张居正虽然发誓称不惜沉族碎家以求理想的实现，竭尽心力以表白自己的忠诚，但却绝难有效地预防或抵御皇权一旦翻脸发动的突然袭击和粉碎性的肆虐。他在万历时期进行的长达十年的改革，基本是依靠一己的权力地位和个人的威望魅力以推动的，内阁同僚既多心怀叵测，文武大吏实心诚意相助，矢死靡他的亦少，基本是实行人治方式。一旦人亡就必然政息，很自然会由上而起地掀起反1动倒退的逆流。他没有，也不太可能建立起一套坚强的持续贯彻改革方针的体系，保证执行改革政策的连续性；他没有，也无力从根本上清除传统政治积淀的层污重垢，一旦气候合适，这些污垢就沉渣泛起，翻腾浊浪。
张居正是一个政治强人，但在皇权**和深远的传统政治面前，则又是处于弱势。直到现在，都没有臣子建议皇帝给张居正全面平1反，可见这位忠臣良相的无奈与无助。但是改革是势在必行了，朱由校要进行从上到下制度上彻底的改革才能挽救现在的时局，否则就是坐以待毙。今天的微服私访，皇帝有了很大的收获，这也证明了他出游的必要性。在客栈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吃完早饭，朱由校一行人又重新上船赶往下一个港口——天津武清。
武清县，是华北最古老的县之一。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纵贯武清。古书有载：“潞水绕其左，浑河衍其西，北拱神京而层峦迭障，南窥潭海而万物朝宗。当水路之冲衢，洵畿辅之咽喉。”正是由于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其自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从武清县再往前走就是大名鼎鼎的天津卫，朱由校在武清吃了顿饭，打听一下当地的民情，没有什么值得逗留的事，就直接上船到天津卫去。
朱由校到各个地方游历，都是提前做好准备的。他的御船上放着好多各地的文献资料。明建文二年，燕王朱棣在天津渡过大运河南下争夺皇位。朱棣成为皇帝后，为纪念由此起兵“靖难之役”，在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将此地改名为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作为军事要地，在三岔河口西南的小直沽一带，天津开始筑城设卫，称天津卫。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海河五大支流汇流处，东临渤海，北依燕山，海河在城中蜿蜒而过，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天津在明代是一处物流中心，北运河和南运河汇入海河的三岔河口，是漕粮河运和海运汇聚之处。三岔河口往北，地势高亢，地域开阔，成为屯储漕粮的极好地方。在天津有一个“百万仓”，可以储粮一百万石，由天津卫派兵戍守。
皇帝一行人来到天津码头，下船时在上午还没到午饭点，朱由校就直接带着二十几个锦衣卫去看一看“百万仓”管理的怎么样。本来是有几个大兵看管着粮食仓库的安全，不许闲杂人等靠近。锦衣